杨炯自幼聪敏博学,唐显庆四年(659年)应童子举及弟,翌年待制弘文馆,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唐永淳元年(682年)擢为太子(
李显)詹事司直,唐垂拱二年(686年)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唐如意元年(692年)任盈川令,约如意二年(693年)卒于任上。
杨炯文学才华出众,善写散文,尤擅诗。现存诗30余首,以五言见长,多边塞征战诗篇,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 ,气势轩昂,风格豪放,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对仗工整,音韵合律,既有律诗的严谨之风,又有乐府诗的明快特色。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余篇。杨炯反对宫体诗风,主张“骨气”、“刚健”的文风。他的诗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以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明代童佩辑有《杨盈川集》十卷。
人物生平
幼举神童
杨炯幼年时就非常聪明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四年(659年),应弟子举及弟,被举神童。唐显庆五年(660年),
杨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待制十六年。
刚进弘文馆的时候,
杨炯因为年轻,对出仕与否还不太经意。有了“予出身”的待遇,能在弘文馆“待制”,心里已经感到满足。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和学识的加深,“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强烈地萌动起来,期间杨炯创作了《青苔赋》和《幽兰赋》表达自己渴望仕途,却怀才不遇的情志。
秘府校书
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杨炯于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据《
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年近三十,才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
唐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
仕职东宫
唐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永淳元年(682年),杨炯被擢为太子(
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据《
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贬谪梓州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
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受到株连,于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了司法参军,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宫中教习唐天授元年(690年),杨炯秩满回到洛阳,
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
武则天仍尽情颂扬。
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终迹盈川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杨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约如意二年(693年),杨炯卒于任上。
杨炯赴盈川令时,张说赠有《赠别杨盈川箴》,因历代史学家对《赠别杨盈川箴》的理解不同,造成杨炯任盈川令后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杨炯为政残酷,据《
旧唐书》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另一种说法是杨炯亲政爱民,浙江省衢州市盈川村(原盈川故址),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内有杨炯塑像,杨公祠内旧有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说明当地百姓,千百年来都是把杨炯当作“贤令”来奉祠的。如杨炯为政残酷,卒后不会有此贤名。
主要成就
诗歌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
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龙朔年间(661-663)达到鼎盛。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对”,忽视了诗歌本质。杨炯虽出身寒门,但才华横溢,性气豪纵,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因此,他与
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抒发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
初唐四杰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杨炯也不例外。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现出作者在送别友人后夜望西南,担心蜀路艰险,何时才能再相见的场景,感情真挚;如在渴慕功业的心态下写的《从军行》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诗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杨炯还有一组三峡诗,状景抒情也较真实自然,且托物明怀,借史抒志,含意比较深刻,亦是挣脱宫体诗束缚的佳作。杨炯的送别诗中,没有雍容华贵、闲适自足的情趣宫体式,而是总是渗杂着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奋发向上的激情,大多写得质朴真切,颇有真情实感,如《夜送赵纵》,全诗语言洗炼、质朴,用典贴切。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他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而来说,都是成热的五言诗。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齐梁以来绮媚华靡之风,促成了五言律诗的定型。
辞赋
杨炯现存赋八篇,其中《老人星赋》、《庭菊赋》和《孟兰盆赋》三篇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老人星赋》是借老人星(即南极星)以称颂皇恩浩荡、天下安康之升平景象。这篇赋一开头便对“至德承天”的皇权竭力加以歌颂,最后借老人星作喻,对皇恩圣德大加颂扬,并恭祝皇帝万寿无疆。
《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杨炯之于薛元超,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赋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写作背景,表明众学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门下内省左春坊东厅,即薛元超官邸,举行赋菊盛会。杨炯便借此机会,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
《盂兰盆赋》以歌颂武则天的圣德,与《老人星赋》一样,也是一篇歌颂文章。除了三篇颂德之赋之外,杨炯亦有几篇借物明志之赋,大概都写于出仕之前。由于长期“待制弘文馆”,入仕无门,其内心自然会萌发出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与受到冷落之后的哀怨,于是借物抒怀,来表明自己的心志。《青苔赋》、《幽兰赋》、《浮沤赋》也是这种背景及心态之下的产物。这三篇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过对所描写事物进行赞美,以抒发自己的志向。
骈文
杨炯现存骈文类46篇,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为死人所写,包括神道碑、墓志、行状和祭文。此类文章数量最多,共27篇,其中绝大多数均是受人所请,为死者立传。因是受人所托,对死者生平事迹本不甚了了,多是笔录加工而己,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可言。第二类是为寺庙所撰写的碑铭,共4篇。此类文字亦是受人所请,代为捉刀,但因碑铭均镌刻于寺庙的石碑上,供游人及膜拜者鉴赏吟诵,是为作者展示自己才华的好机会,亦是时人对作者文才作出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杨炯写这几篇文章时,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铺叙排陈,引经据典,力图显示出自己最高水平。但终因碑铭内容大同小异,形式亦基本统一,纵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还是鲜能有所突破。第三类是表、议、诗序,共14篇,其中序言11篇,表、辩、议各1篇。此类文字无论从形式,还是到内容均无固定程式,可根据作者思想情趣自由发挥,纵横驰骋。其中,如《
王勃集序》、《公卿以下免冕服议》等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文字,形神并茂,充分显示了其为文的高超才技。
个人作品
杨炯有文集三十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淓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十卷,有诗35首,赋8篇,序11篇,碑14篇,铭、表、议各1篇,墓志10篇,行状2篇,祭文4篇,赞30篇,断句1篇,共118篇,数量居“四杰”中末位。
赋
|
浑天赋
|
青苔赋
|
卧读书架赋
|
幽兰赋
|
老人星赋
|
庭菊赋
|
浮沤赋
|
盂兰盆赋
|
五言古诗
|
广溪峡
|
巫峡
|
西陵峡
|
奉和上元酺宴应诏
|
五言律诗
|
从军行
|
刘生
|
送临津房少府
|
送丰城王少府
|
送郑州周司功
|
出塞
|
战城南
|
折杨柳
|
骢马
|
有所思
|
梅花落
|
紫骝马
|
送梓州周司功
|
送杨处士反初卜居曲江
|
咏竹
|
五言排律
|
送李庶子致仕还洛
|
和刘长史答十九兄
|
早行
|
途中
|
送刘校书从军
|
游废观
|
和石侍御山庄
|
和酬虢州李司法
|
和骞右丞省中暮望
|
和刘侍郎入隆唐观
|
和辅先入昊天观星占
|
和旻上人伤果禅师
|
和郑校雠内省眺瞩思乡怀友
|
送李庶子致仕还洛
|
五言绝句
|
夜送赵纵
|
薛洗马宅宴田逸人
|
序
|
王勃集序
|
宴族人杨八宅序
|
送东海孙尉诗序
|
登秘书省阁诗序
|
李舍人山亭诗序
|
送徐录事诗序
|
晦日药园诗序
|
宴皇甫兵曹宅诗序
|
崇文馆宴集诗序
|
送并州旻上人诗序
|
群官寻杨隐居诗序
|
碑
|
少室山少姨庙碑
|
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
|
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
|
泸州都督王湛神道碑
|
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
|
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
|
后周青州刺史齐贞公宇文公神道碑
|
大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
|
唐同州长史宇文公神道碑
|
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
唐赠荆州刺史成公神道碑
|
益州温江县令任君神道碑
|
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
|
唐上骑都尉高君神道碑
|
墓志
|
酅国公墓志铭
|
杜袁州墓志铭
|
常州刺史伯父东平杨公墓志铭
|
隰川县令李公墓志铭
|
李怀州墓志铭
|
从弟去盈墓志铭
|
从弟去溢墓志铭
|
从甥梁锜墓志铭
|
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
|
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
|
行状
|
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
|
左武卫将军成安子崔献行状
|
祭文
|
为薛令祭刘少监文
|
同詹事府官寮祭郝少保文
|
为梓州官属祭陆郪县文
|
祭汾阴公文
|
以上内容来源于《杨炯集》目录 及《杨炯集笺注》目录
|
杨炯的故事
盈川之名
唐武德四年(621),置于刑溪(今衢县云溪)章戴白石的白石县治,因山路狭隘,于如意元年迁至盈川,县治仍称“白石’’。不久,杨炯到任。他见此处地薄人稀,百姓困苦,誓言要改变贫困面貌。为了表达这个意愿,他取刑溪之“刑”为“盈”,视地理于云溪、衢江会合处得“川”,意在使这川流之处,稻香长川,谷盈千仓,百姓富裕,即改“白石”县名为“盈川”,呈报朝廷批准。
杨炯到任后爱民如子,恪尽职守。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到附近28都(行政村)68庄(自然村)巡视。杨炯所到之处,庄稼的害虫就会被白鸟吃掉,粮食丰收,六畜兴旺,深得百姓拥戴。卒于任上后,被称为“杨盈川”。
恃才倨傲
杨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看不惯某些官员趾高气扬、矫揉造作,故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麒麟楦”,“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人家问他,怎么像麒麟楦呢?他回答说,就像戏里的麒麟,哪里是麒麟,只不过是一头驴子,刻画头角,修饰皮毛,看起来像麒麟,脱了马甲,还是一头驴子。觉得这话不过瘾,又补了一句,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和驴身覆盖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他的这些言论被当朝者所记恨。
愧前耻后
初唐时,以文章见称的
王勃、杨炯、
卢照邻和
骆宾王被称为“
初唐四杰,排名为“
王杨卢骆”,据《
旧唐书》载,排在第二位的杨炯不服气地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意思就是说,排在
卢照邻之前,觉得惭愧;但是把王勃排在我前面,我是不服气的。
人物评价
唐代
崔融:“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
唐代张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唐代宋之问:“伏道孔门,游刃诸子。精微博识,黄中通理。属词比事,宗经匠史。玉璞金浑,风摇振起。闻人之善,若在诸子。受人之恩,许之以死。惟子坚刚,气凌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
唐代裴行俭:“稍似沉静,应至令长。”
明代诗人张逊业:“炯之赋,词义明畅,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而《浑天》考蕨,更见沉深,推历氏今犹择焉。五言律工致而得明澹之旨,沈、宋肩偕。开元诸人,去其纤丽,盖启之也。诸作差次之。五言古诗,唐人各自成家,备一代制可也;然以汉魏镜之,人人悬绝矣。”
明代
胡应麟:“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然长歌遂尔绝响。”
明代徐献忠:“杨生神明内颖,卓起少年,词华秀朗,为时令慕,与子安之徒并称杰子,芝含三秀,风耀四灵,岂不蔚然观美哉!其诗三十卷,不尽传,今传二卷。五言律体,长于他作。”
明代胡震亨:“盈川视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
明代许学夷:“四子才力既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然析而论之,王与卢、骆绮靡者尚多,杨篇什虽寡,而绮靡者少,短篇则尽成律矣。”
明代
丁仪:“(炯)所为诗雄奇奔放,文质兼备,虽未逮卢之古雅、骆之蕴藉,以较子安,实为胜之。‘卢前’‘王后’,宜彼不为屈也。”
清代宋育仁:“古章残佚,不见本原,唯《西陵》一首,苍健立干,有任、范之体。律诗工对,其源盖出阴铿。才气无前,自谓‘耻居王后’,第藻浮于质,时有衰音。”
家族成员
曾祖父:杨初,周大将军,隋宗正卿、常州刺史、顺阳公、唐左光禄大夫、常山郡开国公。
伯祖父:杨某,初唐左卫将军,武安公;
伯父:杨德干,历任泽、齐、汴、相四州刺史,
伯父:杨德裔,唐御史中丞。
( 杨炯祖父、父亲姓名及履历史无记载)
四杰齐名,原并非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
杜甫《戏为六绝句》有“
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
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
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
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扭转了
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