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走入大唐王朝时，唐朝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与当时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形成鲜明的对照，以致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一路遥遥领先。特别是初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缔造的“贞观之治”，如一轮皓月照亮人类历史的整个夜空。她在文化、经济、政治、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各个方，都远远超越以往的所有时代。其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度，从法制严密、机构完备到官制规范都令人叹服。唐朝还开创了官修正史的先河，由朝廷设专职史官，负责撰修前朝的历史。
而唐诗的繁荣、散文的复兴以及传奇的成熟，把人类文学史推上辉煌灿烂的顶峰。随之而来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造像、建筑、冶金、制瓷、纺织、印刷、酿酒、焙茶……多元纷呈，绚丽夺目，达到盛况空前的地步。史称“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继粮焉”。人类社会在此时真正走入祥和、礼让、安定、富足的歌舞升平时期。
这盛唐气象自然也远播海外。当时，宇内诸国莫不知有唐，纷纷遣使前来，长安、洛阳更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外国人随处可见，所以后来“唐”遂成了中国的同义语。而唐代对日本的影响至深。
建立邦交
因隋朝末年战乱，日本停派使团。公元623年七月，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惠齐、惠光等人搭乘新罗的使船回国，他们将唐朝的统一以及繁盛情况报告给日本朝廷。
《日本书纪》记载他们的上奏：“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意思是说，日本留学唐朝的人已经完成学业，可以召回。而大唐这个国家法律完备，是个珍贵的国家，应该常常去。
留学生们的奏议引起日本朝廷的重视，不过由于当时圣德太子、推古天皇先后辞世，继为执政大臣的苏我虾夷忙于解决政敌，扶立舒明天皇（629~641年在位），暂时无暇顾及外交。直到630年，局势稳定后，日本才派出第一次遣唐使，与唐朝建立邦交。
唐太宗厚待遣唐使节
贞观五年（631年）十一月，日本遣唐使来到长安拜见唐太宗，这对唐朝来说也是一件大喜事。当时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供”，意思是说他们远道而来，所以今年就不用交贡物了，这使日本使臣深为感动。
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一年，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632年秋使团启程回国。唐太宗特意派新州（今广东新兴）刺史高表仁持节随使团去日本“往抚之”，一些日本留学生也同船回国。高表仁的官职高于前代前往日本的中国官员的职务，表明唐太宗非常重视与日本的关系。
高表仁在遣唐使和新罗的使臣陪同下，先到达日本的对马岛，之后到达难波津（今大阪）。日本朝廷给予隆重的迎接，派大臣大伴鸟养率船32艘及鼓吹、旗帜等迎于江口，其后由大臣难波吉士小槻、大河内直矢伏引导至馆驿，再由伊岐史乙等、难波吉士八牛引导入馆，赐神酒。
不过，后边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据《旧唐书》记载，高表仁因与日本天皇争礼而被拒绝，因此愤而挥袖而去，不肯宣读朝廷的命令。其所争之礼应该是高表仁要求其面朝北跪拜接唐皇的旨意，这再次表明日本渴望与上朝大国平起平坐的心理。
高表仁于633年正月归国。
20次派遣唐使
在隋朝存在的短短30年里，日本曾先后4次派出使节团和留学生。而在有唐一代，日本共向中国派出至少20次遣唐使。与以往朝代一样，遣唐使在唐朝始终被认为是朝贡使，即他们起著日本王朝向唐朝皇帝进贡，并与唐缔结外交关系的作用，因此遣唐使的主要使臣在大唐王朝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举行外交礼仪和参加与唐确认关系的诸多仪式。
此外，遣唐使另一个任务是向唐朝学习法典、制度、文化，并将其输入日本。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他们从中华文明的被动吸收与接受，开始转向主动的、全面系统的学习和模仿，并以唐朝为模本，构筑日本新的各种制度与文化。这是因为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恢宏大气，且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顶峰的王朝。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向唐朝派遣遣唐使根据目的、组织、航路的不同可以分作两个时期，前期指第一次（630年）到第七次（669年），这一时期为朝鲜半岛动乱期，与唐联合的新罗和与日本联合的百济争夺霸权。此时遣唐使的平均规模是两艘船，120人左右。前往中国的路线一般从日本的北九州的博多启程，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横渡黄海，在山东半岛登陆，之后经陆路向长安进发。
这里说说第二次和第三次派遣唐使的情况。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后，因国内问题，直到孝德天皇四年，即653年，才第二次派遣唐使，此次使团规模空前，超过240人，分乘两艘船，随行留学生众多，史书上留下姓名的就有30人，其中还有一些大臣和贵族子弟。这表明日本向中华文明学习的高度热情。但航行期间发生海难，只有部分人到达中国。
不过，艰险的旅途并没有阻止使团的航程，654年二月，第三次遣唐使出发，十二月他们到达长安，朝觐了唐天子，献上琥珀、玛瑙等贵重礼物，此次押使高向玄理曾在隋唐学习33年，结交不少中国朋友。不幸的是，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辛苦跋涉，高向玄理在中国病逝，他与100年后另一位遣唐使大使藤原清河是遣唐使历史上，被埋葬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使臣。
663年，唐朝和新罗军队联合进攻百济，日本发兵救援百济，但百济还是以惨败告终。战争结果也使日本清楚地看到它与唐帝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日本从朝鲜半岛撤军，其对朝鲜的野心，此后的九百多年没有复萌。
此外，当时的日本发生内乱，遣唐使的派遣暂时中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向中华文明学习。在国内安定后，日本派出更多、更大的遣唐使团，并开始正式以“日本”为国名，继续其学习的历程。
701年，在间隔了三十多年后，日本再次派遣唐使。当时正是武则天篡位改大唐为大周时期。至894年，日本共派出13次遣唐使。后期的遣唐使的规模较大，通常由4艘共500~600人组成，最多的一次，人数超过650人，因此遣唐使还曾被称为“四艘之船”。之所以人数增加，是因为这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留学生、留学僧以及各种拥有技能的人员，这一时期的遣唐使更重于向日本输出中华的法典、文化、文物等。
因日本与朝鲜关系恶化，朝鲜半岛路线已无法行进，日本遣唐使后期改为经日本列岛，直接横渡东海，抵达长江沿岸地区。这一路线虽然航海天数减少，但危险性较高，几乎每次都会有人员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