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简介-竹林七贤之一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 。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泰始八年(272年)去世。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被赞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惜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注》余绪,完成了对庄子的注释。另有作品《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游
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263年)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  
在嵇康、吕安遇害后,向秀曾经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暮年岁月
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向秀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秀曰:“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泰始八年(272年),向秀去世。
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向秀刚开始注释《庄子》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你注不好不如不注。”待到向秀将手稿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惜注未成向秀便过世,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

主要成就

政治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
作品
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思旧赋》是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向秀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通过诗人思旧赋《黍离》《麦秀》诗以及李斯受刑的典故,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哲学思想
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十八)”,《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逍遥游》的注解: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抢榆枋即止的斥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如此,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论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

人物评价

向秀名列“竹林七贤”,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里所阐述的儒道精神兼容的观点,虽经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
向秀既追求个性自由,又维护社会体制,是士族的双重文化性格,但两者的矛盾所产生的心理逼迫,使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焦虑、迷茫与失落。向秀“逍遥”新义,使一代士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感,“读之者无不超然”。《庄子》随之从山林来到了尘世,与《周易》、《老子》并称“三玄”,成为魏晋玄学研究的重要经典。
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经过郭象系统地发挥完善,其包容儒道思想的优越性为士大夫普遍认识、接受的结果是“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晋书·向秀传》)”。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信念被弃置,而是强调道家思想经过向秀《庄子注》的改造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促成以郭象为代表的元康玄学再度兴盛。
《晋书》本传说向秀注《庄子》能为之隐解,发明奇趣,从而“振起玄风”;《世说新语·文学》以为是“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并注引《竹林七贤论》赞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众说以为向秀《庄子注》之佳处其实不离“创新”二字,从中可以体会到不同于旧注的庄周“旨要”,这应该就包括前面论述的向秀对正始玄学“以无为本”的超越,“不生不化”玄理新义抽空了“生化之本”的实质才是真正吸引士大夫们“读之超然”的关键。 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并没有随魏晋玄风一起消散,而是作为解释《庄子》的权威之作影响至今,为历代面临生存困境的士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路径,领了1700多年风骚。其中的奥秘,可能在于他们首先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一视角探讨了“逍遥”。至于其解释是否符合庄子本意,并不重要。思想家逝世后,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便成线了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

轶事典故

《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公布。向秀的文稿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补写了《秋水》《至乐》、改换了《马蹄》的注释,其余的篇目仅仅对文字稍加整理,遍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史书记载

1、《晋书·向秀传》
2、《世说新语·言语》
3、《世说新语·文学》
4、《世说新语·任诞》
5、《世说新语·简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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