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则天改唐为周,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巩固政权,不得不承认李唐王朝,所以每逢祭祀活动,李唐的太庙依旧享受国家祭祀的礼仪待遇
在中国古代人们比较常见的祭祀活动中,太庙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承担着祭祀功能的重要建筑空间,太庙是国家政权和王权的象征。武则天时期,她主动改唐为周后,并于洛阳建立了武氏七庙,虽然建立了武氏七庙,但是基于对前代皇帝的尊敬,武则天并未取消位于长安城内的李氏宗庙。
武则天这一做法,不仅保留了李氏的宗族文化,同时也创建了武周宗族文化。这表明武则天已经承认了李唐政权的存在并主动继承和发展了李唐政权。其武周政权不仅来源于天赐,也来源于李唐的祖先们。
不仅如此,武则天在位期间,每逢祭祀活动,李唐的先祖们依然会享受到国家祭祀的礼仪待遇,这一点从侧面反映了武周政权对于李唐王朝的承认。
有些人今天在读到这段历史时,会产生疑问,为什么武则天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和王朝,却还要承认李唐政权和王朝的存在?
换句话说,对李唐王朝和政权的否定是武则天顺利登基称帝的前提条件,但是对李唐王朝和政权的肯定则是李唐的宗室,朝政大臣们支持新兴建立的武周政权的信念来源。毕竟武则天夺取了李唐王朝的天下,在深受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影响的世人眼里,这已经违背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男权社会的秩序,是不符合封建伦理纲常的。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巩固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政权,武则天不得不承认李唐王朝的存在。
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武则天作为女性,在骨子里依然有着某种认祖归宗,能否进入夫家宗庙的传统观念。
二、武则天对太庙调整分为三个阶段,追王武氏五代先祖,建立李氏太庙与武氏崇尊庙,为了进一步巩固武氏宗庙的崇高地位,武则天又设立了东西两京“双太庙”
在唐朝刚建立的时候,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即是今天的西安,太庙的位置基本沿袭了原来的地址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动,位于皇城的东南角。因为当时只有长安一个都城,宗庙便没有另外设在别的地方的必要了。后来几代君主的陆陆续续登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宗庙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这期间虽然有人提过一些建议,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时间,空间等一些客观原因,挪动宗庙的想法一直被耽搁。直到高宗离世的时候,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动。
唐高宗逝世后,武则天掌握了政权,对太庙制度进行了一些更改,想要设立了武氏家族的七庙。
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上书启奏:
“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
但是这一做法在当时受到了当朝宰相裴炎的反对,在朝廷大臣中,也有不少人反对武则天的这个做法。迫于无奈,武则天只好追王武氏五代先祖,并没有设立武氏七庙,而后将武氏五代祠堂建在并州文水,这个地方在今天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假如今天去那里游玩,还可以看到武则天纪念馆。这个时期,算是武则天对于太庙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
天授元年,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则天登基称帝,改唐为周。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专掌国家权力,将大唐京太庙名称改为享德庙,废除了其享受祭祀的待遇。又把东都改制太庙为七室,将武氏家族七代神主奉上。又将京崇先庙改为崇尊庙,并下令其在祭祀时可以享受太庙的礼仪。
经过这样一番改革,长安就有了李氏家族的享德庙和武氏家族的崇尊庙,洛阳有武氏太庙。其中位于长安的崇尊庙与位于洛阳的太庙享受同样的祭祀规格,这是武则天对于太庙体制调整的第二阶段。
有了以上的体制改革,可以说太庙体制在武则天时期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但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武氏宗庙的崇高地位,武则天又设立了东西两京“双太庙”的,这是武则天对太庙体制调整的第三阶段。而后,随着武则天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武则天对太庙体制又进一步进行了调整。
三、宗庙礼仪成为了武氏转移其唐祚的前哨战场,武则天成功的用太庙证明了其武周政权的正统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太庙是国家政权,君主权威的象征,同样也是都城内部重要的政治空间,国家的各项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都围绕着太庙展开,当时的国家政治格局和太庙体制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人们对于李唐政权和武周政权之间关系的讨论,最主要的就是围绕着继承与演变展开的。
公元684年9月,也就是文明元年,武则天大赦天下,改元光宅。在历史上,光宅本来是西京长安城大明宫前面的一个坊的名字,武则天当时改元光宅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世人,她掌握了国家政权,其实是符合佛教教义的,因为在唐朝时,中国与西域交往密切,佛教文化在唐代盛行,上自帝王将相,下自普通百姓,都比较信奉佛家教义,武则天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充分发挥了佛教的作用,来巩固自己刚建立不久的政权,表明自己建立政权实属天意。
为了迎合武则天的这一举措,武氏家族里的许多后辈,都抛出了武氏先祖,进而建立武氏七庙的建议来迎合武则天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局氛围,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武则天的重用。
这一做法,却没想到遭到了当朝宰相裴炎的强烈反对,认为武则天作为女性,本不应该夺取王位,而现在武则天不仅夺取了李唐政权,甚至还想要将李唐宗祠改变,这是逆天而为的行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但在朝政大臣中有许多人反对,在普通平民百姓中,也有许多人反对武则天的这一行为。
为了平息悠悠之口,武则天实际上也并未接受武氏的子嗣们建立武氏七庙的建议。但是却设立了五代祠堂,用来祭祀尊崇武氏祖先。
史载:博士周悰请立七庙,其皇家太庙,请减为五室。
春官侍郎贾太隐奏曰:
“秦汉太后临朝称 制,并据礼经正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今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文,直崇权仪,不依常度。其 崇先庙,合同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可移变。”
其实武则天心里也明白,武氏七庙一旦建成,就表明她自己实乃天子,那时李氏宗祠应该立即取消,但是这与自古以来的社会秩序严重不符,必定会遭到世人的谩骂。
唐高宗去世以后,武则天虽然仍然留在洛阳,但是太庙的位置却一直位于长安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动。按照当时的礼仪规定,长安的宗祠只能供奉李氏家族的先祖,在祭祀活动时只能传达李唐王朝的信息以及与政权有关的历史信息,好让世人能够回想起李唐的丰功伟绩。
这个时候,武则天要想顺利登位称帝,就必须要对长安太庙进行妥善的处置,才能让自己刚刚建立不久的政权得到平稳的过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武则天先后采取了许多相关措施,颁布了相关的法令,力求证明其武周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一系列的措施确确实实执行之后,武则天建立的武周政权不仅得到了巩固,唐朝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大周武则天执政时期墓志铭拓片(内含武则天造字)
就好像今天学术界的许多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宗庙礼仪不仅成为李唐皇室和其支持者的防线,同时也成为了武氏转移其唐祚的前哨战场。
与前代不同,太庙体制在垂拱年间得到了很大的调整,其中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将武氏先祖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但是不管怎么调整,在总体上,李氏宗祠的地位和规模还是大于武氏宗祠。因为武则天想要顺利登位,国家宗庙体制必须要随着国家政局的变化发生变动进行调整。这一系列的措施,反映了武则天在处理国家宗庙问题上的严谨态度。
四、武则天对太庙体制的调整对后世的影响
(一)促进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百姓安居乐业奠定了基础
在“双太庙”体制下,人们的思想不再像过去那么封建,国家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解放,人们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幸福感大大提升。当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丝毫不逊于“贞观之治”,在唐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巩固了边疆的情势,稳定了社会状态
武则天对“太庙”体制的改革,对于巩固边疆形势,维护国家主权,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唐朝国家政局并不是很稳定,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经常觊觎我国的领土,威胁到大唐的发展。武则天对“太庙”体制改革后,逐渐稳定了动荡不安的局面,摆平了一些不必要的骚扰。
(三)打破了传统的体制观念,促进了思想解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权思想一直占据着统领地位,武则天对于太庙体制的改革,打破了人们对于传统格局的认知,抛开“双太庙”体制的弊端来说,武则天这一举措确确实实属于一种大胆创新的举措,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先河。也为后代提供了极大的借鉴意义,打破常规,敢于创新,国家才能发展的更好更快!
参考文献:
《全唐文》
《唐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