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
王安石干这事儿压力很大呀。因为中国很长时间以来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规矩。你要改革，一般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所以王安石是顶着很大压力在变法。他明确表示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变不足畏”。因为你王安石变法，都引起地震了，7.9级，属于天变。王安石却说:“我不相信，我接着变法，你给我弄个8.3级的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王安石，可他认为他们越埋怨越证明自己正确，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这三条宗旨，说好听了是大无畏、一往无前，说难听了就是这老哥太愣了。一个人应该常怀敬畏之心，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安石谁都不怕，上天、祖宗、同僚，没人能降得住他，那他就容易走极端。这就奠定了他用人不当的基础。
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所以他们就假装支持。那些人为了求官假装赞同新法，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很少，所以他们一下子就当官了。当官之后他们却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明明青苗法应该是收20%的利息，他们收30%。“提举使以多散为功。”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官府才借给他们，现在是官府逼着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你们村有地主吧，地主得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还不上官府找地主要。最后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连地主都跑了。
孔子还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逐利。《琵琶行》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很瞧不起商人，觉得商人重利轻别离，而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么能治国呢？
中国古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官不与民争利。你当官了，不能做买卖跟老百姓争利。其实今天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比如我当了市长，我们家人要开公司，别人能竞争过我吗？肯定是一点辙都没有。所以官员不能干这个，不能与民争利。而王安石干的这些事就是与民争利。那些地主难道不算民？这些就成了保守派攻击他的口实。很多保守派讲王安石变法有种种弊端，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王安石变法之后，朝中的大臣分成了新党和旧党。新党上来就打压旧党，旧党上来又打压新党，党同伐异，使得北宋大臣之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这也是后来北宋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甚至认为王安石应该被写入《宋史・奸臣传》。史书上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认为他加剧了天下骚然、党同伐异，党争势如水火。原来朝廷的矛盾没这么激烈，现在一下子各种矛盾都被王安石激发出来了，所以他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甚至有人说北宋灭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