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漕运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项大政，对集权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客观上对带动古代水运业的发展及密切各地的联系，也产生了颇大的积极影响。但是，漕运作为封建王朝大规模强制性征调财赋的工具，又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直接地掠夺；高成本和高代价；“保运”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保运”对治河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漕运便成为寄生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之上的巨大毒瘤。
漕运作为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盛行于封建时代，被统治者称为“安社稷之奇策”；又被视为人之咽喉、食道，有“一日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之说，其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漕运还带动了运河交通业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形成了同期世界史上罕见发达的内河水运网，对密切幅员辽阔的全国各地的联系，促进社会经济的交流，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漕运作为封建王朝强制性征调财赋的运输手段，又在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目前对漕运制度及其正面意义研究较多，对其反面影响注意不够，这就不能不影响了对漕运的全面认识。本文即着重探讨漕运在古代社会的消极影响，希冀引起学界的注意。
一
先秦时期漕运尚未出现，无论是号称一统的三代王朝，还是割据称雄的诸侯列国，都无法长期地、大量地征调各地的财赋，其时便有“千里不馈粮”之说。自秦代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出现后，漕运也随之兴起。于是，秦王朝不仅可以就近利用京畿地区的财赋，而且能通过漕运这一有力的征运手段，调集京畿以外，甚至远在千里之遥的物资。此后，随着历代王朝对漕运的不断发展，纳漕地区和数量不断扩大，漕运日益发达。然而，漕运蓬勃发展的背后，却带来了一个直接而严重的后果，即借助于漕运，封建王朝日益增加了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和消耗。漕运犹如一张不断延伸而凶猛的网，紧紧地追逐着各地经济的发展，无休止地攫取了社会生产的成果。
如所周知，唐代以前全国经济上最发达的区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封建中央王朝立国的物质基础也主要在这一地区。此时，统治者除了紧紧地控制着如号称“膏腴之区”的关中等京畿地区的财赋外，又通过在北方地区的漕运，获取了更多的巨额粮物。如西汉时，长期年漕关东粮食400万-600万石。隋代大规模漕运关东的结果，则出现了府库充溢、仓庾陈腐的局面，等等。如此长期大规模的征调，对当时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的社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负担和摧残，使得北方地区的大部分剩余产品，甚至必要产品，都遭到了掠夺、消耗，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扩大再生产。
唐代南方经济崛起后，漕运又沿着南北运河深入江南各地。开天年间，唐王朝每年仅征调东南漕粮即达400万石之巨。中唐以后，随着北方出现藩镇割据、赋税自私的局面，唐室的漕运重点也集中到江淮地区。一时诸使纷至沓来，地方官竞相进贡“羡余”，东南漕运几成唐中央的生命线。在此形势下，新兴的南方经济也负荷起日益沉重的纳漕负担，唐人便写诗揭露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也正是从中唐开始，随着北方经济发展的缓慢，南方成为主要的纳漕区域，而南方经济每前进一步，所付出的纳漕负担便扩大一分。
北宋在征服南方不久，就确定了在江淮年漕粮食400万石的定额。随之，定额又迅速增至600万石，最高时竟达800万石。与此同时，南方各地所出的布帛、茶、盐等百货及珍宝，也不远万里北漕京师。在宋代，中央王朝无止境漕运的结果，甚至造成了“东南财用窘耗日甚，郡县鲜有兼岁之储”的局面。宋人有诗云：“天寒村落家家忙，饭牛获稻催涤场。燎薪炊黍呼妇子，夜半舂粟输官仓。大儿拓囊小儿橐，扫廪倾?不须恶……”正因为如此，南方尽管水充土肥，物产丰富，稍遇灾荒，也不免出现饿殍遍野、人烟断绝的惨景。正如时人所道：“或谓取太多，六路有丰歉。其间一不热，饥殍谁能掩？”南宋人也指出：“良相旦旦，惟恐不竭。”
元代以后，各代王朝对南方漕运的依赖程度更甚于以往。明代漕臣曾说：“夫江南，朝廷之厨也”，此话可以概括地反映统治者对南漕的认识。在这一时期，每年北运的四五百万石漕粮和其他巨额物资，依然成为南方经济的重负。清人曾指出：“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在官则官利……在民则民利。”他不好直接批评漕运本身，只得更多地谴责漕务机构中的贪官污吏，将漕运造成的“民生蹙”的后果归罪于他们。事实上，贪官污吏固然加重了漕运的危害，但造成这一危害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封建漕运本身。所以，明代有人说：“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惠民。”清季也有人公开说：东南民力最困者，“莫甚于漕”。
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又是南方纳漕最重的地区。明代全国漕粮正、折总额为518.97余万石，其中南直隶为180余万石，而苏州一府就占70多万石，这就极大地加重了这一地区农民的负担。徐光启指出，本朝江南漕粮虽较宋代为少，但江南七郡的漕额却大大增加，于是，“江南七郡米价常腾”，素称富庶的江南也不免经常粮食紧缺。清代苏、松、常、镇四府和太仓一州，“漕额甲于天下”，年纳漕粮正、耗米150多万石；此外又有“漕赠、行月、南屯、局恤”等名目的附加漕米30余万石，合计180-190万石。道光十三、十四年，江苏地方官林则徐接连上奏称：在丰收米贱之年，这一百八九十万石漕粮“即合银五百数十万两”；如“米少价昂”，则又“暗增一二百万两”；再加上每年交纳的地丁银、漕项正、耗额银二百数十万两，以致“民间终岁勤动，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丰年亦仅余数斗”。近年江南屡有灾荒，“民力愈见拮据”，“朝夕不饱，输纳维艰”，但漕额负担不减，农民只得买米交兑。这不仅恶化了江南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而且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如林则徐所说：苏、松等地粮食紧缺，昔日全赖邻省客商所贩粮食补充，“百货之流通，挹彼注兹，尚堪补救”。但近年邻省接连歉收，出境粮食减少，严重地影响了本省的工商业。所谓“布匹丝绢销量稀少，权子母者即无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可见，漕运在维持封建集权王朝繁衍的同时，对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影响。
二
水运运量大、运价低，漕运无疑也应具有这样的运输形式上的优势。然而，由于漕运是完全服务于封建国家的工具，所以，在统治者无休止地利用、发展的情况下，其优势又湮没于巨大的消耗之中，出现了高成本、高代价的后果，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经济的负担。
首先，为了从事漕运，秦代以降历代王朝在兴修运河、制造漕船方面，都耗费了巨大的国力。开挖及维修漫长的运河，耗费极大，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可谓磬竹难书。如汉武帝为了能大规模征调巴蜀粮物，便征发数万民夫，花费数年时间，在秦岭山中开凿褒斜水道，这仅仅是当时一项局部工程。隋朝在全国大兴运河，则动员了数百万民夫，甚至妇女、老人也被驱赶到工地。浩大持久的运河工程，对隋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影响。唐宋时，也投入了无穷的人力和财力修治运河。如开元十五年一次疏导郑州河口的局部工程，就调发了3万多人。北宋仅在汴口工程上，每年便付出不小的代价。由于黄河“向背不常”，引黄汴口每年也要变换，每次开挖汴口，都要动用数州民工“劳费不赀，役者多溺死”。崇守时，宋政府调集了数州民夫、兵卒修泗州直河，“其间疾苦窜殁，无虑数千，费钱谷累百万计”。明代永乐时，兴修会通河工程，役使兵、夫30万众，历时一百几十天，用银“百一十万二千五万有奇”。明代断断续续修治运河耗费的资财，更难以统计。隆庆时的首辅高拱曾说：运河“年年淤塞，年年修筑，为功促迫，劳费已多”。清代在修治运河方面所耗费的国力，动辄百万。据清人统计，道光二十五年东河（山东运河）“另案”用银205.8007万两，南河（淮南运河）“另案”用银330.4808万两。从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的3年间，东河年均用银190多万两；南河则为300多万两。
历史上从事漕运的专用船只数量都很大，而建造和维修这些漕船，同样是古代社会的一项沉重负担。如北宋仅汴河上常年就有6000余艘漕船，长江、黄河及其他几条运河上也有几千艘漕船。明代全国漕船总数达一万数千艘。清代初年，漕船总数为1万多艘，清中叶时减至六七千艘。为了建造并及时更换这些漕船，历代封建政府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常年修造漕船。如北宋至道年间，岁造漕船3337艘，后虽有所减少，但仍有二千数百只之多。另如明代常年造船达一千数百艘。清代修造漕船的费用则是“年糜国帑数十百万”。难怪苏辙尖锐地指出：“山林之木尽于舟楫。”
其次，为了驾船挽舟和管理漕务，封建政府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伍，建立了一定规模的管理组织。早在西汉时，就有数万之众的专业漕卒；北宋全国漕卒、漕夫的人数则超过10万；明代专业运军的人数始终保持在12万人左右；清代运丁、募夫的人数，常年也达到了七八万人以上。大量的人力资源被长期消耗于漕运之中。唐代以前，封建中央和地方机构中就有不少理漕的官吏。此后，更逐渐形成了专职的漕务机关和官吏。如北宋各漕运线上都设有发运司、辇运司及其官吏，同时还有人数更多的押运官；明清时期，建立了漕运总督以下庞大的漕务衙门，漕务官吏的人数又远过于以往。维持漕运组织，豢养漕务官吏，成为封建王朝财政的一项重要负担。
第三，在古代航道状况和航运手段落后的情况下，漕运存在着严重而巨额的损耗现象。如在唐代及其以前的关键航道――黄河上，这个问题就很突出。黄河水情变化颇大，对行船有相当大的威胁，特别是三门峡险阻，更是通航的鬼门关。但统治者为了东西向漕运，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维持这一漕路。因此，黄河上船毁人亡的现象屡见不鲜。早在秦汉时，就有漕船在三门峡“败亡甚多”的记载。唐代漕船毁于三门峡一带的更多，以至于河道中竟出现了谷堆、米山。唐宪宗时，甚至“覆船败?，至者不得十之四五”。其他河道也存在着船物损耗的现象。如唐代汴渠等运河中沉积有大量的漕米，灾荒之时，饥民纷纷到河中打捞，霉烂的漕粮竟成为他们度荒的宝贵食品，故有“圣米”之称。明清时期，运河在徐州附近有吕梁、百步诸洪，漕船经此有“过洪”之险，败舟亡人也不少见。漕船渡淮及穿行鄱阳湖等处，又有“过淮”、“湖溜”诸险，等等。故明代官僚说：“漕之苦，苦在漂流。”如隆庆五年，黄河溃溢运河，北上的漕船有800余艘漂毁，运军溺死近千人，损失漕粮约40万石。清代漕督毓奇也针对本朝情况说：“军船冒险进行，恒有漂没之虞。”
第四，在保管不善和积压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漕运中的损耗乃至浪费现象进一步加重。由于漕运粮物数额巨大，古代漕运长期采用散装，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货物不免经常受到河浪、雨水的侵袭，发生霉烂。尤其是在明中叶以前，漕运盛行分段转运，漕粮等货物在途中要多次转换、装卸，落后的装卸手段更增加了运物的损耗。唐代江南“漕米亡耗于路颇多”。明人也指出，散装之米不仅易受潮腐烂，而且几经装卸，“剥浅之费广”矣。
与此同时，封建王朝为了保证国库、太仓的充实，总是在漕运中贯彻广运多储的原则，造成了普遍而严重的积压、浪费。如西汉时广漕关东之粮，而“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其后，太仓充溢、粟腐的现象不仅不会遭到谴责，反而被当政者视为国富的象征。如宋人歌颂圣政的诗赋云：“千箱所运，亿廪所露。入既夥而委积，食不给而红腐。如坻如京，如冈如阜。”这种所谓的“国富”景象，难道不是建立在巨大积压、浪费的基础之上吗？现代对隋含嘉仓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炭化谷物，也证明了这一点，明清时期，封建政府考虑到仓储损耗的问题，便规定在征收漕粮正额之外，加收耗粮。如明南京各卫粮仓“初以地湿氵邑烂，每石议一尖一平收，约余八升”，后加耗不断提高。清代规定“凡漕粮皆随以耗费，耗皆以米”，一石加耗至数斗，“以供京、通各仓并漕运折耗之用”。加耗乃至浮收又成为扰民的一大漕弊。明人徐贞明说：“今者早运而久积之，储蓄信有赖矣，然运早而收之不及熟，有氵邑损之患。久积而发之，恒过其期，有红腐之忧”，就道出了漕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浪费的危害。
历代漕运中还普遍存在着漕官、运夫以及仓官、闸吏等官役的侵漕现象。他们或贪污，或偷盗，或勒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漕运的负担。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可说贯穿于整个漕运史中，如唐代有“漕吏狡蠹，败溺百端”的记载；北宋有官卒勾结侵盗，漕粮亏损“岁不减二十万斛”的记录；清人曾痛心地说道“试起而问，今之有辖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即陋规）于运军乎？运军之常例有丝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
正是在以上诸种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漕运出现了惊人、罕见的高消耗和高代价的后果。早在秦汉时，已有“率十余钟致一石”、用数十钱而获一钱的说法。唐朝时，“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其糜耗如此”。熙宁八年，北宋政府核算当年漕运运费为：运米一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缗”，这还不包括修治运河、维持漕官运卒等各方面的开支。明代时，有“粟之入也，石费五倍”的记载。清代道光初年，魏源对苏松道辖区的漕运成本作过粗略的统计：这一地区每年漕运粮食约150万石，而例给旗丁运费银36.99万两，米41.1893万石（折银93.6759万两）。这仅是朝廷支出的费用，至于苏、松地方上“津贴帮船者，殆不啻再倍过之”。道、咸之后，漕弊愈深，费用也愈巨。据冯桂芬估计，运米一石，耗银21两。漕运代价之高，令人难以置信。在如此高的消耗下，漕运确实成为古代社会肌体上的一大毒瘤。难怪康有为惊呼：“中国政府之失固多，而未有若漕运之甚者矣！”
三
在中国古代，封建政府为了保证漕运的正常进行，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保运”的水利措施。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运河流经广大地区的水利完全服从于漕运的需要，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地区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一方面，为了使运河拥有足够通航的水量，历代王朝都采取了广收水源、以济运河的措施。这就掠夺了农田灌溉所需的宝贵水源，严重地干扰了农业生产。如唐宋时期，汴渠的基本水源是黄河，但由于旱季黄河水量锐减，不足以满足运河通航需要，所以，封建政府又在运河沿线开挖了众多河渠，将周围河、塘诸水引入运河，并严禁旱季民间引水灌田。春夏缺水时节，唐政府便派遣专官监临汴河，“察盗灌溉者”。北宋除继续保持汴河沿线引渠设施外，又在汴河上游修建了房家、黄家及孟家三座巨大陂塘，加上其余36处陂塘，广蓄诸水，以接济汴渠。这些措施的实行，不仅侵占了大片农田，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农田灌溉。同一时期，对江南丹阳的练湖也严加控制，禁止农民引用湖水，对私自引水灌田者，即处以死刑。宣和时，淮南及两浙等地连年大旱，宋政府为了增加运河水位，不顾农田也急需用水的紧迫现实，竟多次下令征调民夫“车水济运”，这无疑大大地加剧了当时的旱情。
明清时期，南北运河的水源几乎全靠人工提供，运漕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用水。明王朝曾公开规定：“舟楫、砑岂碾不得与灌田争利，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在水利服务的对象上，首先考虑和保证的即是漕运。特别是在山东境内，汶水、泗水及大小湖泉之水皆归属运河，官府对这些水源控制极严，甚至在诸泉设专官监管，农田用水受到极大的限制。即使河南境内的卫河，也因属于山东运河的上源而官府有“引水灌田之禁”。对于江南的水利，明王朝同样规定“江南水利当以漕河为先”。在清代，官府继续采取严控运河沿线诸水的措施。如山东微山湖“为运河水柜，最关紧要”，稍遇旱情，官府便以此广收河泉之水，专以济运。另如河南卫河水量减少时，也实行“三日济运，一日灌田”之法。严重缺水时，则禁止引水灌田，将官渠、闸所蓄之水全部放入卫河，并“暂行封闭”民间渠闸。清人沈葆桢曾说，每当旱季来临时，官府便关闭运河泄水涵洞“以养船”。在运河水位下降时，又“夺他处泉源”以往运河，甚至“民田自有之水利且输之于河”。
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各种控水保运措施，对运河两岸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旱季，更无异于火上浇油，极大地加剧了旱情，严重地破坏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徐光启曾说：自淮河以北，河泉诸水“涓滴皆为漕用”，造成东南产粮，西北运粮的局面。但北方耗费二分之水，方可漕运一分之谷，北方耗费的这些宝贵水资源本身就等于粮食。丧失了这些水利，北方的农业生产就不能不大受影响。可谓切中其弊。
另一方面，洪水期运河时常溃溢，从另一方面对沿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消极影响。特别是封建王朝常常采取放水保运、以邻为壑的措施，更进一步加重了水灾的危害。如前所述，运河受纳了沿线诸水，这在旱季及平时无疑是有利于通漕的，但在雨涝之季则给运河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洪水不仅影响漕船通行，而且可能冲毁河道。为此，封建政府大都采用沿运河修筑泄洪渠、闸及?等办法，在运河涨水时排出洪水，以保运道安全。然而，这些排洪措施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施行的。如北宋汴河时常溃溢，便给沿线带来了相当大的灾难。北宋京南地区的运道蔡河，在两季也经常泛滥，殃及沿线田舍。
元代以后，运河洪水之害日益严重，其中又以淮南地区受害最大。如明人所说，淮南“古称沃野”，但近世以来因其地形低下，故常受运河洪水侵害。每当运河大堤崩毁，“（运河）以高（邮）、宝（应）、兴（化）、泰（州）四州县为壑，而泄水无路，民、灶罹于昏垫矣”。正因为如此，淮南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失去了昔日的优越地位。据清人记载，洪水来临时，官吏为保运道安全，经常打开运河减水坝和泄洪涵洞，虽“妇孺横卧坝头，哀呼求援”，都置之不顾，“堤下民田立成巨浸矣”。在此情况下，清代运河沿线农民为保家园，不得不起来自卫，私自决堤放水，一时“决堤案”层出不穷。如道光十二年夏秋之季，苏北连降暴雨，黄河与运河水相汇于运河，水量大增，而调节运河水位的洪泽湖也迅速暴满，无力接收运河洪水。为保运道安全，官府竟启开洪泽湖所有闸坝，排泄洪水，尽管如此，运河水位依旧居高不下。为防止官府进一步采取泄洪措施，桃源县乡民群起冲破官兵的阻拦，抢先开挖运河大堤，将运河洪水泄入洪泽湖。另如丹阳附近的上下练湖虽对运河有着重要的济水作用，但下湖蓄水至七八尺时，“则上湖田亦淹至二三尺”。因此，当地农民经常决闸放水，与官府不断发生冲突。这些决堤案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对运漕的仇视。魏源就曾对清政府在山东实行的保运措施有过激烈的批评。
四
宋代以后，封建政府在处理黄、淮等河河患与运河的关系时，也本着保运为先的原则，使治河工程完全服从于漕运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河患的危害。
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严重的河患。历史上封建王朝虽对其加以治理，但因工费浩大，而多放任自流，只有到河患危及漕路安全时，才不惜代价予以治理。宋代以后，这一现象尤为突出。北宋前期，黄河屡屡泛滥，景?时，黄河决口商胡，形成黄河北流。嘉?时，黄河又自魏州冲出东流，出现北流、东流并存的局面。黄河泛滥给广大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对此，北宋治河不是考虑顺从黄河的自然走势，以减少水患，而是首先照顾运道的安全。其时，御河为通往河北前线的重要漕路，深受宋王朝重视，而北流黄河时常泛滥御河，影响其漕运，宋政府便采取了许多抑黄东流的措施，堵塞北流。
金代时，黄河发生重大改道，夺淮入海。从此，黄、淮相汇，泛滥不绝，给中下游广大地区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危害。但金及元王朝长期置之不顾，直到元至正时，黄河决堤北徙、危及运道时，元政府才委派贾鲁治河。
明初以南京为都，漕运大体仅限于周围地区，辽东军饷则以海运供应为主。所以，明王朝对当时黄淮泛滥、运河淤塞的问题也不予重视。到永乐迁都北京后，南北运河成为漕运干线，为保护运路安全，明中央才投入巨大的力量治理河患。永乐九年，调集15万民工堵塞黄河北流决口，又疏通旧道，于是“河复故道”，继续从淮河入海。此后，由于黄淮横穿运河，防止黄淮影响运漕就成为治河的首要任务。如明孝宗所说：“今日治河，不但恐其为民害，抑恐有妨运道，致误国计，所系尤非轻。”然而，长期以来，黄河泥沙大量沉积于淮河故道，严重地阻塞了河流，故黄河向北决口、迁徙势所难免。但明政府为了保护山东运河，竭力人为地抑黄南流。在这一传统治黄方针影响下，不仅治理黄河极不彻底，而且带来了更大的危害。弘治至正德时，在黄河以北接连修筑了数百里长堤，以阻挡黄河，但越堵越溃。结果，在正德末年，黄河从徐州一带涌入运河，“泛滥弥漫，茫于畔岸”，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种失业”，不仅造成了重大的水灾，而且也严重地影响了漕运的进行。直到嘉靖年间，黄、淮之患都一直是困扰明廷的重大难题。但是，官僚们虽议论纷纷，却仍死守抑黄保运的治河方略，所谓：“臣以为今日之事，开运道最急，而治河次之。”因此，尽管嘉靖时采取了许多治河措施，但都未能消除河患。隆、万时，潘季驯对黄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治河的中心目标仍然是保运，所以，成效维持的时间也不长，至万历后期，黄、淮泛滥再度猖獗，受灾地区继续扩大。
有清一代，治理黄、淮方略一仍明制。如清初河督杨方兴即说：“黄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在宋之前，但令黄河入海即可，而“元明以迄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至董口二百余里，必籍黄为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以南不可以北”。因此，清王朝继续奉行抑黄保运方略。清代随着下游河床的日渐淤淀，黄河已成为危害巨大的地上悬河，决口泛滥愈演愈裂，周围广大地区倍受其害。如康熙九年、十四年，乾隆十八年黄河三次决口即是。这些水灾祸及黄淮中下游广大地区，造成了哀鸿遍野、流民无数的惨状。特别是两淮地区更是深受其害，成为著名的黄泛区。宋代及其以前的富饶之区，也变成最大的贫困之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宋以后“抑黄保运”的治河政策造成的。
宋代以后，在封建王朝抑黄保运的政策影响下，黄、淮河出现愈治理危害愈大的恶性循环。而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治河活动，同时也耗费了无穷的人力、财力，极大地加重了社会经济的负担。宋以后，诸王朝都设有河夫制度，即定期调集黄河沿岸民夫加堤护岸。明前期河夫达百万以上，正德时罢其7/10，仍有数十万之众。这些河夫“皆近河贫民，奔走穷年，不得休息”。各种不时之需，也动辄征调成千上万的民夫。弘治三年明政府修阳武长堤，即役夫25万；清代靳辅治河号称用工最少，但也“日用三四万人”。至于河工费用，更以浩大著称于史。魏源记载乾隆四十七年的堵口“大工”，除用“帑千余万”外，又有加价银1100万两。此后河费“数倍于国初”。另据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堵塞祥符决口，“用帑六百余万”；两年后塞中牟决口，又耗银1190万两。真可谓“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
综上所述，漕运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存在和繁荣，不仅直接、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间接地给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无穷的危害。今天，当我们重新认识运河的运输功能时，绝不可将运河在历史上的客观积极意义与对漕运的评价混淆起来。否则，将会抹杀了漕运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过巨大消极影响这一史实。
（原文发表于《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