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西巡洛阳。此时大宋已经统一了中原以至整个南方，实现了自晚唐以来二百多年间中原王朝最接近于大一统的局面。尽管北方仍有强邻，但开国十六年来，大宋国力日强、国运大盛，所以，在随行的文武群臣们看来，此次圣驾西幸应该是一次充满温情的怀旧之旅。然而，此次西巡却并非都是终日宴饮、君臣共欢。
比较而言，宋太祖赵匡胤确实算得上仁厚之君，同时也确实有难伺候的一面。不过，赵匡胤提出迁都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他的这一想法未能付诸实施，是整个国家的重大遗憾。如果当时真的将国都迁至洛阳，或许两宋绵延三百年受困于北方边患并两次亡于外族的悲剧命运就可以避免。
开封在战国时期，是魏国的国都，当时叫大梁，后又改称汴州。隋朝开通的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汴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
五代时期，汴梁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国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周世宗柴荣时，汴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城内建筑规整，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颇具帝都风范。再经过赵宋王朝十几年经营，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而朝中群臣俱在此安居多年，此时提出迁都，确实有动摇国家根本的感觉。
何况此时的洛阳（包括长安）由于自唐朝后期开始的连年战乱，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凋弊不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都的条件，而事实上，长安自唐后、洛阳自后晋石敬瑭迁都开封，都再也没有成为过任何王朝的国都。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所以最初定都开封谈不上选择，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袭。开封确实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此前定都于此的都是短命政权，但赵匡胤自己是雄才大略，大宋开国后即开始为开疆扩土而南征北战，战略上以攻为主，战场主要在别人的地盘上，十多年来国都从未受到过威胁，而开封的通达便利更成为了利兵利战的优势。
应该说，宋初定都开封是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客观需要的最佳方案。
问题在于，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而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却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盘距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化为对峙，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从心而产生失望和无奈，也当然会意识到巨大的危险。
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
要保证四战之地的安全，只能以兵为险，所以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急剧膨胀，那些已经习惯于享受安逸生活的大臣们，看到有重兵屯守京师或许会感到心安，而赵匡胤则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军队庞大对国力的巨大消耗。
他提出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只可惜，他的远见卓识未能得到大臣们的理解，最终在赵光义“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做出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