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仁人志士们实行了很多次改革，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有些失败不是因为改革的内容不好，而是因为太好，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因此无法执行下去。
北宋仁宗年间，范仲淹等人主导的改革就是这样一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一、改革的背景
对外，大宋王朝面临西夏强兵的威胁，宋军与西夏对垒屡屡惨败，全面崩溃。无奈，宋王朝只得以岁贡来换取和平，在外交上采取守势。
对内，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困苦，财政收入入不敷出，不时爆发出农民起义严重威胁着宋朝的统治。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宋仁宗痛下决心进行改革。
二、改革的内容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全面实行改革。
范仲淹认真总结了自己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便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从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三大方面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答手诏条陈十事》)
1、明黜陟。
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2、抑侥幸。
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3、精贡举。
即严密贡举制度，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
4、择长官。
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5、均公田。
即稳定、均衡官员们的职田收入，官员也是人，只有收入有了保障，无后顾之忧，才能尽职尽责去办事。
6、修武备。
即整治军备，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三季务农，一季从兵，用来辅助正规军。
7、厚农桑。
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各级政府要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8、减徭役。
合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傜役;节用、节俭，裁减统治者的奢侈耗费，做到均赋税，宽徭役，减轻人民负担。
9、推恩信。
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
10、重命令。
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对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三、改革成效
经过几个月的改革，大宋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政治局面为之提振：
1、官僚机构开始精简;
2、以往凭家庭关系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
3、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内容的程序，某些领域特别优秀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
4、科举考试中，突出了实用性内容的考核;
5、全国普遍办起了学堂。
四、改革失败及其原因
改革推行了一年多，庆历五年初(公元1045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宣告失败。
那么，如此成效显著的改革，为什么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呢?
第一，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甚至包括减徭役，这些措施都触及了贵族官僚们的利益蛋糕，既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又影响了他们的长远利益。所以，这些贵族官僚们就跳出来，以改革违背了“祖宗之法”之名肆意攻击，表面上是冒犯了“祖宗之法”的“正统地位”，实际是触动了他们本身的利益。
第二，新政切中时弊，但与宋朝的立国方针相冲突。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的北宋官僚已成为暮气沉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百分之九十以上官员都得丢官，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大宋的统治基础。权衡之下，宋仁宗只好选择因循守旧，稳定大局。
第三，与范仲淹的为人和出身有关。
范仲淹军人出身，性格刚直不阿，历来和朝中官员关系紧张，他自己认为是政见不同，可在别人眼里就是人身攻击，利益攸关。同时因为出身军人，使宋仁宗在对范仲淹的使用上心怀忌惮，有所防范，这不仅导致了范仲淹的个人悲剧，也导致了整个宋朝的悲剧。
第四，宋仁宗的懦弱性格，注定了改革失败。
宋仁宗的性格就是一个“仁”字，守江山做一个仁君绰绰有余，无人能及。但是在改革面前，“仁”就是懦弱，想要改革就要有大刀阔斧的魄力，很显然宋仁宗不行。想改革的时候急不可耐，遇见困难就撤手不管，顶不住压力了再找人背锅。“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做事风格，亏的范仲淹还为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不是病死的，是恼死的。
五、如果改革成功会怎么样?
从几个月的改革成效就可以看出，如果“庆历新政”能够得以顺利实施，那么宋朝将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当代学者李存山这样评价:“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很多历史学家也曾有过类似的言论，他们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意味着宋王朝从此失去了图强的机遇。
“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媒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若干年后南宋灭亡，文天祥在大都的牢中轻轻吟唱范仲淹的《定风波》，痛心文正公的改革措施没有得到实施，痛心自己的改革主张没有得到实施，宋朝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而在他的前辈庆历新政失败的时候，宋朝就已经将自己即将灭亡的信息隐隐透露给了天下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