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也在发生着一场变革。与洋务运动相比，它来势更猛烈、涉及面更广泛、变革更剧烈、影响更深远，这就是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谋求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并开始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掀起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措施。这次改革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起航，但也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对亚洲邻国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我们先简略地把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向大家介绍一下。有人说日本明治维新起于一个混乱的时代。这种混乱从1853年的黑船来航，1858年的安政大狱，到1860年的樱田门事变，1863年的文久政变，1864年的池田屋事变、禁门之变等，再到1866年的四境战争，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1868年伏见、鸟羽战役，江户无血开城直至北越战争、“奥羽越列藩同盟”瓦解及箱馆战争（五棱郭之战），最后1877的西南战争。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交锋唇枪舌剑，权力之争腥风血雨。这其中不乏思想大家，也有慷慨豪士悲歌赴死。争论、变革、进步，是它的主旋律；迷茫、疯狂、思考、觉醒，贯穿于整个过程。
首先上演的是“安政大狱”。1853年，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死去，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就任征夷大将军一职。不过，这家伙身体虚弱，且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刚上台谁做他的继承人又成为重要问题了。一时出现了拥护支持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儿子一桥庆喜的“一桥派”和拥立纪州藩主德川庆福的“南纪派”。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立和冲突。前者倾向开放，希望巩固外夷入侵以来新兴势力参政的结果；后者倾向保守，希望恢复原来的政治格局。而恰在这时，“南纪派”的代表人物颜根藩主井伊直弼于安政五年（1858）四月，被德川家定任命为大老。大老是幕臣中的最高职位，这就意味着“南纪派”掌握了幕府的权力。井伊的祖上是跟随德川家康打天下的“德川四天王”之一，他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茶道、武术、和歌、佛学、国学、儒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本人是一位开国论者，认为打开国门才能使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他上台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与美国签订《日美通商条约》。这位井伊大老性格直率，又有点刚愎自用。他居然不等天皇敕准就先后与美、英、法、俄、荷兰五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井伊直弼的“违敕签约”引起“一桥派”的不满。他们先策划拥兵入京，未成后又在没有获得幕府同意的情况下登上江户城，群起攻击井伊直弼。同时，鼓动天皇颁布《戊午密敕》，追究井伊擅自签约之责。面对挑战，井伊直弼充分显示出极其强硬的态度。他先是强行宣布德川庆福为将军继承人。后又抓住“一桥派”违规登城的把柄，将其主要人物分别囚禁、处分。同时派人赴京向天皇解释签约实属无奈，待军备充足，幕府立刻攘夷，使孝明天皇的态度有所缓和。然后他下令对攘夷派实行镇压，一批学者及官僚公卿遭处死或削职。著名的明治维新前“三杰”之一的吉田松阴被处死，留下“此身朽灭武藏野，留世不朽大和魂”的诗句，享年仅26岁。另一著名的明治维新前“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不愿执行逮捕同仁僧人月照的命令，两人报国无门，泛舟锦江，畅饮高歌，双双投水自尽。月照溺水而亡，西乡隆盛侥幸获救，隐居不出；另一开国派代表人物桥本左内被处死刑场，年龄也仅为26岁。“安政大狱”这场大规模的整肃是以井伊直弼为代表的幕府内部的保守派为恢复原本的幕府体系而进行的一次血腥反扑。井伊虽然在对外政策上不保守，但他一心要维护摇摇欲坠的幕府统治的政治意图，处事手段方法上的残酷，加之性格中的盛气凌人，不但使原本的矛盾更加激化，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安政七年（1860）三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井伊直弼坐着轿子，带着大批卫士从家中出来前往江户城。到达樱田门外时，遭到水户藩武士的袭击。猝不及防的卫士们很多连刀都来不及拔出就被砍倒。轿子中的井伊被火枪击中，失去行动能力。萨摩藩武士有村次左卫门从轿中揪着头发拉出井伊直弼，一刀砍下首级。这就是著名的“樱田门之变”。事变后，有村次左卫门在逃亡中身受重伤，自杀身亡。其他号称“樱田十八士”的参与者，除两人逃亡外，其余各人或在搏斗中丧生，或重伤自尽，或被捕、自首后被处死。这是一场以暴制暴的悲剧。它既是“安政大狱”的延续，同时也使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走上了暗杀与恐怖袭击的道路。
随着井伊在樱田门外被暗杀，幕阁中“一桥派”的势力复活，几个在幕末藩政改革中获利最多，而在“安政大狱”中受打击最小的外样强藩凭借雄厚的实力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其中以长州藩、萨摩藩为代表。他们以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策”为指导，倡导公武合体开国论。1862年，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率兵进入京都，希望推进幕府改革。他首先制造了“寺田屋事件”，斩杀了谋划袭击关白九条尚中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的激进分子。随后建议朝廷向幕府下达幕政改革诏书，全面赦免“安政大狱”中受迫害人士，推荐前任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出任大老，德川庆喜为将军辅佐者。权力日益颓败的幕府在皇权和强藩的双重压力下被迫接受这一建议。文久二年（1862）幕府正式进行文久改革。文久改革是幕府对朝廷和强藩的一种妥协。因此改革内容上有敷衍的成分。但这次改革所提出的推进西学研究、引用西洋兵制、派遣留学生等措施对日本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时的日本上下，“攘夷”之论甚嚣尘上。文久二年（1862），萨摩藩发生了著名的“生麦事件”，四名英国商人无意间闯入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的仪仗队，这种被视为无视权威尊严的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四名英国人被护卫武士砍杀，两死两伤。英国人提出赔款和惩办凶手的要求。幕府自知理亏，为息事宁人，答应支付十万英镑赔偿金，但按照日本的规矩，拒绝交人。文久三年五月（1863年6月）又先后发生长州藩炮击美国商船“彭布鲁克”号、法国商船“建昌”号和荷兰商船“梅杜萨”号的事件。面对这种鲁莽的行为，幕府恼怒异常。这边的事还没搞定，那边又惹出新事，不堪应付。既然已经和人家签了《通商协定》，怎么能开炮打人家呢？于是派出使者质问长州藩为何违令私自行动。没想到长州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斩了幕府来使，表明攘夷的决心。这两件事加在一起，闯下大祸。先是美国、法国先后派出军舰进行报复，他们不但击毁长州炮台，还登陆上岸、摧毁民房，火烧城池。紧接着七艘英国军舰开到鹿儿岛，一顿大炮把萨摩打了个稀里哗啦，这就是著名的“萨英之战”。这场战争给萨摩人最深刻的教训是：攘夷必先开国。要复兴日本，一定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因为这次真的被打疼了。此时的日本政局一片混乱，忽而是以攘夷爱国、惩杀日奸为己任的“天诛组”，屡次刺杀开国人物，煽动民众的爱国狂热；忽而又是天皇将其定为谋反，下令讨伐。最后爆发了以挫败长州藩、夺取中央政权为企图的“禁门之变”。
“禁门之变”亦称“蛤御门之变”、“元治甲子之变”，是发生于1864年（元治元年，甲子年）8月20日（旧历七月十九日）的事变。在此前一年即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政变中丧失京都地盘的长州藩，为恢复势力，曾要求洗雪藩主父子的冤罪和赦免七名尊攘派公卿，但未获准。翌年6月发生池田屋事件，长州藩士被杀。于是，长州藩向京都进军的气势骤然兴起，福原越后、国司信浓、益田右卫门介等三名家老终于率兵进京。
1864年8月长州军到达京都后，立刻与幕府联军（有幕府军、萨摩藩军、会津藩军等联合组成）展开激战，最初长州军气势如虹，还用大炮对着皇宫一顿猛轰，但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遭惨败，大部分志士都在这场战争中战死或切腹自杀。因为双方在皇宫九个禁门之一的蛤御门附近的战斗最激烈，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禁门之变”。
战后的京都化为一片火海。上京的八百二十九町中一百七十六町被烧毁，二万四千五百七十四间房中五千四百三十五间化为灰烬。下京的灾情更为惨重：二万四千八百四十间房屋中有二万三千零九十二间被毁，三都之首的京都昔日繁华的街道上尸体枕藉。吉田松阴的高徒兼妹夫、长州军首领久坂玄瑞等战败自杀。8月24日，幕府策动天皇下诏，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也于9月5日再次进攻下关，长州藩在内外夹攻下失败，对幕府屈服。这宣告了长州藩夺取中央政权努力的失败，也意味着尊王攘夷路线在内政层面上的完全失败。而随后爆发的下关战争，迫使长州藩同意英、法、美、荷四国自由通商要求，尊王攘夷路线在外交层面也宣告失败。
“禁门之变”和“下关之战”后的长州藩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而更大的灾难还在等待着他们。由于“禁门之变”，长州藩已成为朝敌。幕府在天皇的同意下，出动军兵15万人，发起了征长之战。此时的长州藩以周布政之助和桂小五郎为首的改革派（“正义派”）和以椋梨藤太为首的保守派（“俗论派”）正吵得不亦乐乎。眼见来势汹汹的讨伐军，保守派意见占了上风，他们先借禁门、下关事变狠狠打击了一下改革派，桂小五郎、高山晋作、伊藤博文遭通缉，周布政之助被勒令剖腹自尽。然后在西乡隆盛的调解下，发动“禁门之变”的三名家老——国司亲相、福原越后、益田右卫门介作为替罪羊，被责令切腹自杀，以平天皇、幕府之怒。然而，这种忍辱负重的做法遭到长州内部的激烈反对。遭到通缉的高杉晋作率领他创建的“奇兵队”于元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1865年1月12日）在下关功山寺发动起义，击败了藩军，处死了椋梨藤太，夺回了藩政。随后，他们摈弃了盲目排外的倾向，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并进行了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改革，成为后来明治维新的先声和实验。接着，在另一位著名的明治前“三杰”之一的坂本龙马的调停下，长州又与昔日的冤家萨摩结成了同盟，共同发出了尊王倒幕的最强音。而此时不知死活的幕府，居然发动了第二次征长。这一举动遭到以大久保利通为代表的萨摩等藩的强烈反对。征长军也被装备了西式武器的长州军打得一败涂地。而恰在此时，年仅21岁的将军德川家茂突然去世，幕府不得不退兵。新上任的德川喜庆是个颇有头脑的政治家，面对着这个四处起火、八面生烟的局面，他以退为进，向天皇提出了政权奉还的建议，得到了孝明天皇“政权唯君所裁断”的答复。于是，在法国等国家的帮助下，德川庆喜开始了政治结构的改革。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就任将军仅二十天，天皇驾崩了。失去了政治靠山的德川庆喜面对的是一个动乱不止、山雨欲来、强藩骚动、天下将乱的局面。此时的他认识到，穷途末路的幕府也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真的来个“大政奉还”——交权。于是，对此事最为上心的土佐藩派出代表后藤象二郎拜会了著名的政治家、明治前三杰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坂本龙马。在长崎驶往京都航船“丸即号”号上，坂本龙马提出了和平结束幕府统治、大政奉还的政治对策。这就是著名的“船中八策”，现列举如下：
一策：天下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宜由朝廷而出。
二策：设立上下议院，置议员以参赞万机，万事宜决公论。
三策：召有才华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备为顾问，赐以官爵，除向来有名无实之官。
四策：广交外国，以采公议，并与之订立新约。
五策：斟酌古来之律令，撰之新之大典（宪法）。
六策：扩充海军。
七策：置御领之亲兵，以捍卫国都。
八策：金银之比价，宜与外国平均可也。
坂本龙马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于天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1836年1月3日）出生在土佐藩一个商人乡士的家庭。14岁时开始学习剑术。“黑船来航”之初他也是个攘夷的激进分子。后在刺杀著名开国派代表人物胜海舟时被胜的理论所折服，自此从新的角度探寻日本强国之路。关于坂本龙马曾有过这样一个传说：当时日本武士盛行佩长刀，坂本独佩短刀，他对一名佩长刀的朋友说：“实战之中，长刀抽取不便，不如短刀。”朋友以为然，改佩短刀。数年后，两人再见，坂本改佩枪，他说：“当今之世，短刀不如手枪先进。”朋友纳其所言，不久也改佩手枪。两人第三次见面，坂本手拿一本《万国公法》对朋友说：“手枪可以杀敌，此书可振兴日本。”看了这个故事，我们立刻会把一个最时髦的说法送给他——与时俱进。有学者用“高瞻远瞩的伟大构想，远见卓识的传奇人物”来形容坂本龙马和他的“船中八策”，我觉得一点不为过。这不仅是一个治国之策，而且是一个政治改革的大纲。他切中时弊，思虑长远，采西方之长，补扶桑之短。在某种程度上为日后日本的“明治维新”勾画了一幅政治蓝图。日本的强盛，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针。可惜的是，这位思想家没有看到日本的崛起，庆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1867年12月10日）他在与另一位著名人物中冈慎太郎夜谈时，被不明身份的刺客所杀，年仅32岁。
也就在这一年，在坂本龙马遇刺前一个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向新登基的明治天皇正式上奏，要求解除征夷大将军之职，奉还大政。第二天，明治天皇发布诏书，正式接受大政奉还。这不仅标志着江户幕府264年统治的结束，也标志着自1192年赖源朝建立镰仓幕府开始延续了675年的幕府政治的终结。
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王政复古”是一句针对性很强的政治口号，它表示对以幕府为代表的武家政治的否定，要恢复天皇掌权的时代。而实际是要建立一种以天皇为中心，由倒幕的改革派掌控权力的一种新格局。而幕府的顽固势力不甘心失败，他们怂恿德川庆喜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并向朝廷上了一份《讨萨表》，以讨伐倒幕主力萨摩藩为由，进行反扑。由此，爆发了著名的“戊辰战争”。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即鸟羽、伏见之战。幕府军败走江户。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与此同时，天皇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1日公布《政体书》。9月，明治天皇东巡，宣布改江户为东京。明治二年（1869年）明治天皇再次东巡，东京正式成为日本的首都。同年，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五畯廓（在函馆），戊辰战争结束。
随后，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开始了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主要内容的维新运动。其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一、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
二、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传统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又建立户籍制度，颁布《户籍法》。
三、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公历计日（年号除外）。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销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殖产兴业）。
四、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所中学，每一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每一小学区设1所小学，全国共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教育敕语》，灌输孝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此举用意在于强化最高权力集中式的社会体系，为日后的对外扩张铺路。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五、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的训练方法，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的规制加以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实行军国主义，提倡武士道精神。
六、经济方面，由国家出资创办示范性工厂；激励启发民间兴办企业，国家向企业家提供贷款。发展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七、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八、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他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增长，更在1895年以及1904至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亚欧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于东方的亚洲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