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武士精神由来已久。7世纪的“大化改新”后，日本社会上武力争夺土地资源与政治权力的斗争日益激烈，武士阶层逐渐形成。11世纪末，日本封建领主源义家担任陆奥守时，曾平定当地一次内乱，源义家向朝廷请功，遭到拒绝。源义家便自行对家臣论功行赏。
这个举动赢得了人心，关东（今东京一带）武士纷纷投靠他，与其结成主从关系。从此，武士阶层的基础在日本正式形成。久而久之，这种武士阶层的思维、道德和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疯狂崇尚切腹
“武士道”不是日本人生来就存在于基因里的。明确出现“武士道”一词大约始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初年。
但是，早在始于8世纪末的平安时代，就已出现“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等称谓，即武士道的雏形。它驱使武士以效忠和服从主君为首要义务，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略地，是典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
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后，设立御家人制度，进一步以仪式和法律形式确立主从关系，武士的政治地位开始上升，武家政治制度也随之强化，儒学、禅宗佛教和神道教等思想开始成为铭刻在武士心灵深处的法典。此时的武士道同样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战争之道，但是，它更强调献身精神和礼仪。最典型的是，死的倾向被美化，切腹自杀成为“光荣的解脱法”。
当时对切腹的崇尚已到了疯狂的境地，以至于在切腹的体位和方法上还有多种区别。其实，武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切腹动机归根到底是受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名誉，换取子孙后代在武家社会的权益。
“武士”并不总是以“武”为生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由“武”及“文”的过程。江户时代前，武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江户时代的200多年间，实质性的战斗已经消失，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主要公务转化为行政事务。武士道的基本内容转化为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
这些基本内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无一不是旨在强化武家政治和主从关系，无一不是武士经济生活与职责义务的需要，无一不是在培养为主君建功立业的技能和“品格”。其中，“忠诚”是核心和灵魂，起统帅作用。
本质是残酷无情
这种“忠诚”表现出来的其实是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
“赤穗47浪人”便是这种复仇主义的典型事件。1701年，江户城的义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长矩自杀。浅野的47名家臣成为浪人，又合谋杀死义央，然后自杀殉主。这一事件成为日本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竞相表现的“忠臣藏”主题。
武士道中的这种“忠诚”精神与武士的死亡观有关。《叶隐闻书》是日本武士道的古典，所表现的正是武士道中的毫不留恋的、毫不犹豫的死亡观。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想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一一斩首。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搞的“百人斩”正是这种残忍的典型。武士道中讲述的许多行为，本质上都是残酷无情。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武士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从中世纪的武士道中推陈出新。
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级武士组成。1871年和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和《军人训诫》，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复活武士道。由此，武士道逐渐演变成了“近代天皇制武士道”和“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
比如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常常采用“肉弹攻击法”，即以己方官兵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计伤亡地连续冲锋陷阵，迫使对方最终丧失战斗意志而崩溃投降，让士兵用鲜血和生命去填平“胜利道路”。
对外侵略的精神工具
20世纪，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对传统社会中武士道的核心价值——“忠诚”进行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使之转变为近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不遗余力地对外侵略、掠夺，获得的巨大赔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当前，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来源于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中的传统模式。这足可见武士道对日本的影响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