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一些帝王、圣贤以及文人墨客,无不以酒助兴,以酒壮胆,以酒浇愁,嗜酒如命,饮酒无度,甚至认为有多大的气魄就有多大的酒量。嗜酒成癖的诗人皇帝曹丕说:“盖闻千钟百觚,尧舜之饮也;惟酒无量,仲尼之饮也;姬旦酒肴不撤,故能制礼作乐;汉高祖婆娑巨醉,故能折蛇鞠旅。”
然而,清代皇帝却不甚嗜酒。为避免“以酒误国”、“以酒亡国”的悲剧重演,富于进取精神的康熙帝,不但自幼不喜饮酒,还特地将戒酒的御制诗刻于元朝遗留下来的黑玉酒瓮上,置于宫中,以作警示。
因此,皇帝的膳桌上按规定不许摆放酒具。康熙帝律己甚严,终生放弃了饮酒之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皇后生日不忍多杀猪
鸦片战争期间主持朝政的道光帝虽然于1842年8月29日同英国殖民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结束了盛极一时的“康乾盛世”,但他“力倡节俭,推崇朴素”。道光帝要求君王人臣要做到:“饮食,不必追求珍异,穿戴不必讲究华美,耳目不要为欲望所诱惑,居住不要迷恋奇巧”,要懂得“一丝一粒,都出于民脂民膏”的道理。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军费开支庞大,国库日益空虚,道光帝带头减少膳食,由以往的花天酒地,改为每日只点四盘菜肴。
一次,皇后过生日,按例要大摆酒宴,道光帝则破除旧例,当面谕令内务府大臣:“近来,内廷好久没有赏赐食物了,这次皇后圣寿,到时候多预备些面条,多加点卤,让内廷人员吃个饱。”内廷大臣奏道:“既然皇上如此开恩,那就额外多杀几口猪。”大臣又奏:“按照惯例,应是十口猪。”道光没好气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花销、开支这么紧张,怎么能杀十口猪呢?”在康熙、道光的影响下,终清一代,不曾有嗜酒的皇帝。翻开清宫医案,也没有如何为任何皇室人员解酒的记载。
清朝皇帝不嗜酒的简朴作风,也深深影响着皇室以外的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员。清代大凡品级比较高些的大官,通常都不能随便在外面的酒菜馆里去喝酒吃饭,逛窑子就更不能了。那时,人们都把酒菜馆看作专给平民百姓涉足的下流场所,而做大官者一旦光临这样的地方,就容易惹人注意;假如有一位官府老爷常到某一家酒馆去吃喝,无论他的酒馆如何兴旺,也是要受指责的。尤其是那些统率一方的大官,实际上他们就是朝廷的代表,他们理应把自己看得高贵一些,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在酒菜馆中胡吃滥喝,惹人轻视。笔者认为,不许政府官员混迹于酒肆菜馆,在今天看来虽很难做到,但仍应积极倡导。
成天与内务府“斗智斗勇”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以此转变官场奢侈腐化的风气。他一看到官员衣服光鲜,就露不悦之情,甚至规定旗员六品以下,不得衣着绸缎,一律布衣布靴。对于不能节俭的官员,他能加以处分。道光十年(公历1830年),有人举报盛京将军经常在家里演戏宴乐,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职务。
在道光帝的影响下,官场风气有所转变,至少北京如此。几天过后,官员们上朝都穿上打补丁的衣服。议事结束,红日东升,乾清门内外光明一片,只见满朝文武个个灰头土脸,虽不至于衣衫褴褛,但当时的一般中产阶层也不至于这副打扮。临散朝,彼此之间免不了拉拉家常,或者互相哭穷,或者交流节俭经验,比如哪儿可以买到便宜蔬菜,如何将一斤米煮出五斤饭,等等。
身居宫禁,不了解民间物价,道光经常向大臣打听宫外的物价情况,如一斤肉要多少钱,一斤菜要多少钱,等等。无奈众臣也不知其详,本想缄口不言,无奈皇帝一再追问,逼急了就信口胡诌。
道光皇帝厉行节俭,成天与内务府斗智斗勇。有这样一件事儿,道光帝就没让内务府得逞。
根据《春冰室野乘》这部书记载:有一天,道光突然想吃“片儿汤”,这是民间一种最普通的面食,派太监跑去跟御膳房一说,不料厨师一口回绝,不会做。
御膳房的厨师怎么这么大的谱儿?原来,皇帝谁都敢处罚,唯独对厨师客气一些。为什么?怕厨师挨完处罚以后记仇,报复皇帝——下毒。因此,皇帝的厨师很少挨罚,而且都是终身制加世袭罔替,没办法,这是皇家传统。
道光没吃上片儿汤,也没当回事儿。不料第二天早上,内务府大臣请见皇帝,说有重要事情请示,道光帝赶紧召见,一问,原来是内务府奏请增设专制“片儿汤膳房”一所,提出了近万两白银的开办费。
道光帝说前门外饭馆一碗片儿汤不过四十文制钱,让太监去买就是了,何必增设专门的膳房。那就让太监去买吧!碰了一鼻子灰的内务府大臣扔下一句不阴不阳的话,灰溜溜地走了。下午,去买片儿汤的太监拎着空食盒回来了,报告皇帝前门外饭馆倒闭的倒闭,没倒闭的也不卖片儿汤了。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但高价“片儿汤膳房”最终没开成。
一提拨款,道光即不悦
道光不仅在生活细节上吝啬、抠门,在为政治国方面也是如此。
道光初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数万清军万里远行,征战数年,终于平定了叛乱。
道光八年(公历1828年)夏,清政府在午门举行献俘礼,现场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令道光帝心潮澎湃、陶醉不已,他立即做出一件“壮举”——宴请平叛有功的将士。
几天之后,宴会在清漪园(光绪年间改名颐和园)万寿山下的玉澜堂举行。将军们筷子一挥,几碟小菜立即见底,吃又没得吃,退席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后来,在探讨新疆设防方案时,将军们提出的布防方案就是通不过。本来,将军们已经考虑到了道光帝的吝啬,准备上奏仅要一万八千名士兵镇守新疆,但道光帝一下子就给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军留守六千人。
将军们愤然回击,提出专守新疆东部,西部自治,不予设防的方案。道光帝又大骂他们放弃新疆防守,指责其居心叵测。
经过几年的争执,根据《清史稿》记载,最后决定于“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岁省三十余万,以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饷”,方案才得以通过。此后,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帝急于妥协,也不能不说与吝啬的个性有关。总之,在讨论诸如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大臣一提到拨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悦之色。
道光皇帝崇尚节俭,一则是生性吝啬,视节俭为理想、乐趣;再则,是以此作为挽救财政危机的一种对策。
那么,道光帝的“节俭”有助于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吗?尽管道光皇帝为国家节省了一些经费,却无助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财政状况也未见彻底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以至有的大臣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这个疑问何尝不同样困扰着道光帝呢。总之,作为一国之君,不去大刀阔斧地开源兴利,而在一饭一衣上锱铢必较,这就不是节俭,而是舍本逐末的抠门儿、吝啬了。
不过,道光皇帝为政初期也不能说一无作为。道光初年,新疆爆发张格尔叛乱,道光帝指挥数万大军,平定叛乱,在维护中国统一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