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刘勰认为，作家的创作源于客观事物的感发和观照，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强调时代的变化决定文学的发展，文变染采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他还结合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风尚的发展过程，系统地分析了文学盛衰的原因，总结了三百多年的创作实际和近二百位作家的创作经验，阐明了历代文风先后继承与变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强调作家创作时决不能忽视对自然的感悟和体验，也不能离开生活实际，闭门造车。同样，批评也不能开历史背景，片面地分析艺术特色。可以说，这种文学史观的建立，是《文心雕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2、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在《情》篇中，他大力提倡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强调文学创作要以述志为本，创作的目的是表达思想感情。作品中，内容是第一位的，如果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但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原则，又要言必有采。他认为思想意义必须通过形、声、情三者的中介，才能酣畅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指出：情（思想意义）者文之经，辞（文技巧）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文之本源也。形象地阐明了形式由内容必然转化而来，又将内容包涵在内的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关系。
3、作品的风格论。
《体性》、《风骨》等篇，论述了文学风格问题。在《体性》篇中，刘勰指明文学作品风格的形式与作家气质有密切的关系：各师本心，其异如面。篇名中的体是指作品的风格，性是作家的气质。他认为，作家的内质决定其艺术创作中的艺术个性，反映到作品中就形成了艺术风格。文中他进一步论述了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由才、气、学、习四种因素起作用，由于每个作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因而他们的作品也风格各异。这四者，前两者是作者的先天秉赋，后两者是后天修养。指明作家要创作出有风格特色的佳作，必须在加强修养上下功夫，而不能刻意求异，生硬地在一些小技巧上下功夫，追求所谓的风格。
4、艺术构思论。
构思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环节。刘勰把艺术构思分为形象映照和想象虚构两个阶段。在《神思》中，他形象地描绘了艺术构思从观察到艺术创作的心物交融的全过程：物以貌求，心以理应，事物以其形貌影响到作者，作者心理上得到感悟，于是便神与物游。这种心与物的结合，并不只局限于直观的、现实的、被动的反映，而是经过提炼加工，得到理性的内涵。然后作家还要联想，既可以思接千载，又可以视通万里。把眼前的事物、悟出的理性与联想到的事物融合后，再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把那些本来比较抽象的思想、意义融入到现实与联想融合而成的物象之中，完成艺术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