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礼罪”，即“收受礼金罪”，这一罪名很可能成为刑法修正案中的新犯罪条款。官员收礼，实际上就是变向受贿。早在西汉时，中国官场便禁官员收礼;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收礼罪”……
晋代收下属的礼“合法”
有个叫王述的官员，收礼多达1300次，朝中老臣王导遂派人劝他收手，王述却说“足自当止”
汉代官员调动时禁收下级礼金。汉景帝刘启继位的当年（公元前156年）便出台了多项官场禁令，包括官员职务调动时，如果接收属下赠送的东西，除没收所受礼金礼物外，还要免职夺爵，处以罚金二斤。
但到了晋代，官员受取下属和管辖区礼金却不违规，反而是“合法”的，这与大多数朝代“禁礼”的做法背道而驰。晋代官场甚至流行一种“送故制度”，即“送故迎新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欢送老首长，迎接新领导。
“送故”本来是一种礼仪，一些“门生”、“故吏”为表效忠，显孝心，给举荐自己当官的领导馈送礼物。东汉时期“杨震却金”故事，就是门生王密给恩师夜送十斤黄金引发的。
早在西晋惠帝时，送迎之风已开始盛行，“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到东晋时，迎新除派车马前去迎接，还要营造官邸府宅给新上任官员，甚至得配齐用品;调走后，则有大笔馈赠，数目惊人，动辄以百万计。有的官员家贫，还可优先获得去地方做官收礼的机会，称为“恤贫之法”。
有个叫王述的官员，当年家里穷，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申请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任职。因在任收礼太频繁，多达1300次，朝中老臣王导遂派人劝他收手，王述却说“足自当止”（收够了，自然就停了）。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刘骏（孝武帝）当皇帝时，竟要求刺史任满还郡时给他送礼，名为“献奉钱”。
“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制度”或源于北魏
朝廷派中央巡视员到各地查主政官员的个人财产，只要说不清来源，不是自家带来的，都视为赃物，全部登记入册
到南朝时，虽然“送故制度”尚存，但已有相对严格的限制，不该收的不准收，否则惩罚。刘宋朝时，本为吴兴太守的王韶之便因“去郡长取送故”被免除了官职。
相对于南朝官场的“礼金腐败”，主要由北方少数民族控制的北朝，则严格“禁礼”。 北魏建国初期就对官场腐败说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反收礼受贿制度。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收礼罪”，即出现于北魏。
现在“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其源头或许起自北魏。明帝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冬十一月，朝廷派“使者”（中央巡视员）到各州，查核地方主政官员的个人财产，只要说不清来源，不是自家带来的，都视为赃物，全部登记入册，此即所谓“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在北魏收受礼金数额巨大的，可以“收礼罪”判处死刑。据《魏书·刑法志》记载，太和五年（公元481年）旧律规定:“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
什么叫“义赃”？南宋末学者胡三省注称:“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义赃”，与直接贪污受贿所得的“正赃”相对应。
大力推行国家政治改革的孝文帝元宏，地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官员“班禄制”（工资制度）正式颁布实施后，孝文帝“更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魏的“收礼罪”不仅最早明确的收礼罪，而且是中国古代法典上最为严厉的收礼罪。为了落实此制度，在诏令下达后，孝文帝即效法明帝神瑞元年的做法，“遣使者巡天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
“收礼罪”的实施，反贪效果显著。《魏书·刑法志》总结称:“食禄者R，赇谒之路殆绝。”意思是，官员们一个个都赶紧收手，行贿送礼之路几乎断绝。
唐朝有完备的反腐制度
因权力未能被关进“笼子”里，官场收礼受贿现象并未杜绝;杨国忠家中积累的上等细绢竟有3000万匹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官场反腐的司法条款更为规范。唐朝继承了隋文帝从严治吏的传统，对官员“收礼罪”进行了详细的司法解释。
据《唐律疏议·职制》，公职人员利用外出公干时，接受当地所送礼金（物）的，与监临官受贿相同;如果收取过境地官员赠送的礼金，罪减一等。如果主动索礼，则与监临官受贿同罪。所谓监临官，就是有监察临视之责的主管官员，通俗说就有工作厉害关系的直接上级领导，这样的领导受贿所定罪名就是“监临罪”。监临罪为“六赃罪”之一，量刑比较重。
但是，唐朝虽有完备、严格的反腐制度，但因权力未能被关进“笼子”里，官场收礼受贿现象并未杜绝。如吏治很积极的唐玄宗，其任内大贪官多多。杨玉环的远房亲戚杨国忠当了宰相后，大肆收礼，家中积累的上等细绢竟有3000万匹。
宋朝对收受属地官员礼金的处罚，效法唐律，但对收取“生辰纲”这样的“生日礼”，似乎并没禁止，更未入罪。元代更为严厉，将最容易被视为“人之常情”的生日、节日收礼也入罪。但是元朝中后期官场收礼的现象仍然泛滥。
明清两朝反对官场腐败可以说比以往历朝都更加严厉。但事实却令人尴尬，明清官场送礼名目并不见减少。相反，送礼与收礼的“艺术”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以书画古玩、奇珍异宝为礼品的所谓“雅贿”，在明清时期最为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