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并真正对历史作出贡献的女性历史人物不多，而作出很大贡献却又被历史埋没的女性，明宣宗的孙皇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历史记载，这个孙皇后本不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或者说有抱负的女性，但“天”却降 了大任于她，让她在历史的几个重要关头担当起了中心决策者的大任，因而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要评价孙皇后在历史上的作为和贡献，基本可以通过以下六件大事进行研究论证，而这六件大事又可大致分成三类：
一、无庸置疑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在明朝历史上都很著名，而且对历史的发展影响很大，一是“土木堡之变”，二是“夺门之变”。下面概要地分析一下：
先说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当时皇帝朱祁镇出征被俘，明朝陷于空前危机，决策者非作为太后的孙氏莫属。因为宣德皇帝早已于十四年前去世，他在遗诏中以“国家重务入白皇太后”所委的的母亲张氏，也即孙氏的婆母，也已过世七年，更何况当时辅佐仁、宣的有经验的老臣和朝廷重臣或已过世，或追随朱祁镇出征陷于土木堡，而留京监国的庶子朱祁钰也不过只有二十岁出头，是一个比被俘皇帝朱祁镇更小更没有政治经验的毛小伙子，故京中闻此大变，惶恐之情黄慌乱之态可以想见。面对留京朝臣中出现的坚守与南迁两种意见，孙氏作为一个妇道人家，要以皇太后之身份最终拍板，的确是需要一种能迅速冷静下来的能力和极大的魄力。事实证明，她做到了，而且决断正确，安排有条不紊。她先立被俘皇帝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是为维护明朝确保皇位有序传承的嫡长继承制，并不能看做是为其一己之私，再尊朱祁镇为太上皇而立宣德帝唯一的庶子朱祁钰为皇帝，是鉴于朱祁镇已被瓦剌挟持，按“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要求稳定局势。以后的事实证明，她的这一系列举措是非常正确的，堪称力挽狂澜之举，明朝后世的人乃至今天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她。
值得指出的是，如今有些不负责任的书，将“土木堡之变”时发挥作用的太后记为已去世多年的太皇太后张氏，或者当时还未曾被尊为“太后”的朱祁钰生母吴氏，是非常不严谨甚至是可笑的错误，只能糊弄百姓，但应被史家嗤之以鼻。
再说景泰八年正月的“夺门之变”。要分析这场政变必须弄清其大的背景和形势。“土木堡之变”后一年，被俘太上皇朱祁镇被瓦剌送还，已在皇帝宝座上坐了近一年的景泰帝朱祁钰不愿把皇位还给哥哥，而直接把太上皇朱祁镇送到南宫幽禁了起来。对此，孙太后没做什么。后来朱祁钰自己有了儿子，又不顾一切地废除了早已被孙太后立为太子的侄儿朱见深，立自己的幼小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为此不惜废了反对自己这样做的原配皇后汪氏），孙太后也隐忍了下来，并没张扬着阻拦他和声讨他。
总之，在成年的朱祁钰能安安稳稳地做着皇帝，大明王朝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孙太后基本是无为的。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景泰帝朱祁钰所立的太子夭折了，太子的生母――取代汪氏被立为皇后的杭氏也死了，而后多年景泰帝朱祁钰再没生儿子。朱祁钰生不出儿子，自己的身体争气也行，但事情却不是这样，景泰七年腊月二十八，他竟病体难支，下诏罢明年元旦朝贺。到了正月十二，尽管他硬撑着要去南郊完成皇帝应当奉行的祭天大礼，但却已力不能支，只得“病宿南郊斋宫”，在这里躺到第三天，群臣预感到朝政危机，力劝他赶紧立太子，却再次遭受其坚决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朱祁钰一朝病危，明朝皇位就难免再次出现虚悬，陷于新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势下，“石亨谋夺门，先密白于太后，许之”，孙氏以皇太后之尊果断地支持“夺门之变”，并让自己的长兄率族人也参与了进去，迎取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以流血很少的代价化解了一场可以预见的严重危机，应该说，其贡献也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可惜的是，这场政变以忠臣于谦被杀为代价，不能不让人慨叹。但随后，心怀自己目的参与夺门和提议杀于谦的人，后来都被清理掉了。我们不能以夺门所付出的代价否定“夺门之变”对于保障明朝基本政治稳定的积极意义。当然孙氏在这一事变中的作用和贡献也自不待言。
作为一个女人，能在历史上这样两次重大事变中发挥关键和主导作用，委实已经是大作为了！
二、可以推证的两件大事：
这里说的两件大事，一是明朝最终定都北京，一是对废除妃嫔殉葬的影响。
先说明朝最终定都北京。现在人一般认为，明朝定都北京是明成祖朱棣确定的，却多不知其后有插曲、有反复。
北京原为元朝的都城，称元大都，被朱元璋部将徐达率军攻克后改名北平，后为燕王朱棣的封地和起兵“靖难”的地方，也是明朝防范元朝蒙古族残余势力卷土重来的重要战略基地。朱棣登上帝位后，非常清楚将明朝统治重心北压的战略意义，于永乐元年正月将北平作为明朝的北京，随后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曰顺天府。并相继采取了把流罪以下的犯人发往北京垦田、迁徙（南）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富裕人家、山西数万户民众充实北京等举措，为迁都北京做准备。永乐四年秋开始筹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五月决定为自己在北京附近的昌平营造山陵，封其山为“天寿山”，进一步显示了迁都北京的决心。此间，他曾多次北巡，长期驻留北京，并以北京为基地对北方蒙古族残余势力进行了多次征伐，同时将皇长孙朱瞻基带到北京历练。永乐十八年九月正式下诏自永乐十九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并召皇太子及皇太孙至北京，正式完成了迁都过程。应该说，永乐帝苦心经营北京并正式迁都这里，充分显示了他“天子守国门”的气度和主张，有利于压制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对明朝边疆的威胁，是保障明朝江山永固的战略性举措，可谓用心良苦，谋略深远。
然而，朱棣完成迁都仅仅几个月，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刚刚兴建的北京紫禁城内奉天、华盖、谨身三个主要大殿就因火灾被毁。没过几年，他死以后，他生前一直不怎么赏识的太子朱高炽（也即宣德帝的父亲、孙氏的公公）即位，很快就开始考虑更改他的迁都决定。洪熙元年二月，朱高炽先命太监郑和守备南京，随后就于三月明确宣布将还都南京，下诏将北京诸司官署都改称“行在”，恢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紧接着又于四月设北京行都察院，派遣时为皇太子的朱瞻基先期去南京拜谒孝陵并居守南京，开始了迁都回南京的具体步伐。若不是当时南京屡屡发生地震，而朱高炽自己也在五月突然病危并将皇太子朱瞻基紧急召回北京，迁都将成为既成事实。
宣德帝即位后，尽管未曾继续实施朱高炽已经启动的迁都步骤而真的回归南京，但他在位十年，并没有重建北京皇宫的主要宫殿，也没有正式更改父亲当年的成命，北京官署依然称“行在”，首都名分依然虚悬。
明朝再次确定定都北京是在正统年间。据明史记载，正统五年三月初六，建北京宫殿。至正统六年十一月初一，乾清、坤宁二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成，才宣布大赦和定都北京，在北京的文武诸司官署不再称“行在”。至此，才正式纠正了仁宗朱高炽当年的迁都诏令。
当然，这一切在史籍中都被记载到皇帝名下，甚至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记录片《故宫》解说词中，也就此赞赏了历史上并无好名的朱祁镇。但若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小皇帝朱祁镇仍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主掌此大政的，应为当时并驾于后宫的太皇太后张氏或皇太后孙氏。然而依张氏一贯坚持“毋坏祖宗法”的保守性格，似不会支持、更不会主动更改当年其丈夫下达的诏令，唯一可以认定的决策和谋划人物，当是皇太后孙氏。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当时太皇太后张氏已经进入垂暮之年（距其去世已不过一两年），孙氏则以皇太后之尊部分地获得了对“国家重务”的主掌之权，是她利用自己一直陪小皇帝居住乾清宫的便利和对小皇帝的影响，抓住当时仁、宣二宗的陵墓已经安在北京，张氏也不好再坚持继续迁都南京的时机，确定了重新定都北京。这对明朝江山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
再说废除妃嫔殉葬。大家知道，明朝自开国以来，皇帝死后一直实行令人发指的宫女殉葬制度。由明太祖朱元璋启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延续。一但皇帝归天，他留下的一大群妃嫔，除了嫡妻皇后和太子生母，其它都要跟随着皇帝去死。包括宣德帝的庶母之一、仁宗时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的郭贵妃，尽管她是三位亲王（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的生身母亲，也没逃脱被殉葬的命运。虽然历史上记载她是甘愿追随夫君而去主动自尽，并有御用文人声称她是“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但是任何人都不难想象，作为柔弱的女人追随死去的皇帝去“自裁”，该有多少分是身不由己。然而，对这种残忍的殉葬制度，当时的诸王大臣竟然也纷纷仿效，甚至有将嫡妻都殉葬的，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有秦愍王妃、郢靖王妃、唐靖王妃、卫恭王妃……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在封建王朝，皇帝的嫡妻为皇后，王的嫡妻就是“妃”。如今有的历史学者在自己写的书中把“王妃”误认为也是王的偏室，甚至把“王妃”说成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这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讹误，应当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