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轼，是中国历史名人，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在后世和当时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大多数人熟知二人，应当是在文学方面。两人才华横溢，文笔出众，特别是苏轼，可以说是北宋文坛文宗级人物。
《庄子·外篇·山木》：“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苏轼和王安石两人之间的关系，大地就像庄子写的这样。
王安石虽然文学上成就没有苏轼高，但却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对于北宋的政治有着直接而深入的影响。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就是由王安石主持的，所以这场变革又叫王安石变法。
国家法度不是小事，牵连甚广，一旦确立就少有更改。这期间也不是没有改革之事，但波动都很大。熙宁变法，也是一场改革国家各领域的变法，自然受到同等对待，朝内外反对声音无数。
当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之后，朝廷官员纷纷作出选择，自发的形成了新党和保守党。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位同样才华出众的人，站在了对立阵营。
苏轼一家都是保守派，其父还曾作《辨奸论》，大肆批判过王安石，说他“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毫不客气的指责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受到家庭的影响，苏轼一进入仕途就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成为反对王安石的保守党新秀。
在政治上两人站在对立面，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然会相互攻讦。
苏轼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写《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在当时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在文坛上却占据极大地位。所以苏轼所作的文章，对于王安石的新党和改革都阻碍极大。
后来苏轼当上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这就触怒了王安石。王安石当时深受宋神宗信任，在他的推动下，苏轼最终被贬。
虽然政治上两人不和，但是却并不妨碍两人互相欣赏。当脱去政治外衣之后，却是最好的朋友。
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发生。被贬的苏轼，加自己的挫败情绪加入到文章中。他到任之后上呈谢恩表，被新党人氏抓住漏洞，当即斥责他对皇帝不敬，不服皇帝处置。“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苏轼因此被捕下狱，陷入文字狱中。当时宋神宗想将苏轼处死，众人纷纷与苏轼划清界限，最后是王安石上书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加之宋太祖开国之后，就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宋神宗听进王安石的劝告，苏轼于是改杀为贬。
苏轼被贬之后，有一年来到江宁与王安石相会。当时的苏轼经乌台诗案一事心灰，而王安石也从朝堂急流勇退，褪去朝衫。
两人进行了一次友好会面，谈天说地，毫不掩饰对彼此的欣赏。
两人游蒋山，苏东坡写：“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王安石附和赞叹：“老夫平生作诗，无及此之二句！”
此次见面之后几个月，苏轼还写诗夸赞王安石“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则说苏轼：“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
这才是真君子真名士，政治上是一回事儿，私下里是另一回事儿。不因为政治立场的敌对，而失去公正目光。也不因站在对立面，而相互厌烦憎恶！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值得钦佩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