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曾祖父是陶侃。陶侃出身孤贫，在戎马倥偬中以军功显赫而获升迁；尔晋初期，因为平定了苏峻之乱，官至八州都督，为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侃不仅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军，而且是一位勤于政务、关心民痪的政治家。这在东晋空谈玄理、腐败贪婪的政界尤属难能可贵。曾祖陶侃的为人和政绩在陶渊明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使他少小之时便有厂大济苍生的抱负。
陶渊明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做过太守、县令之类的官吏，不过他们的政绩和地位都无法与陶侃相比；而且，陶渊明的父亲在陶渊明七、八岁时就去世了，留给陶渊明的是一份薄薄的家产。陶渊明是在并不丰裕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这使他早岁既知人生的不易，为日后更加深刻地认识人生的现实埋下了伏笔。
尽管陶渊明青少年时期的物质生活是贫困的，但他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他热爱自然，他生活于其中的浔阳正是南面庐山、北临长江的形胜之地。这巴山拥千峰，江环九派，风景优美，人民过着朴素的生活，风俗格外淳朴。他热爱古代的文明，他的家中有丰富的藏书，他熟读了道家的经典著作《》、《》，也熟读了的经典著作《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他回忆自己早年的学习生活时，写道：“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书》）他地读书学习，积累下了丰富的知识，涵养出了高尚的情操，为日后在文苑诗坛上的大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陶渊明在二十多岁时结了婚，他的这位妻子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后来，他续娶翟氏，翟氏很贤惠，跟他志趣相合，安于贫苦的生活，勤于料理家务。他有5个儿子。长子名俨，是他的前妻所生。其余四子名俟、份、佚、伶，都是翟氏所生。
陶渊明29岁（393年）时正式迈上仕途。萧统《陶渊明传》说：“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讲的是陶渊明因家境艰难，不得不迈上仕途，谋取一份俸禄，以资养家活口。但是东晋官场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恶劣环境使秉性正直、人格峻洁的陶渊明厌恶不已，所以他没做几天官就辞职归家了。回家不久，州郡又征召他出任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吏，他推辞不就。这样过了六、七年，大约在35岁时，他才重返仕途，到坐镇江陵的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属下任职。桓玄是桓温的儿子。桓温是东晋名臣，政绩显赫威望甚高。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长期做桓温的幕僚，陶渊明到桓玄府中任职也是依靠这一旧有的社会关系。在桓玄手下任职，事务繁多，陶渊明的心境也不好，十分苦闷。这从他的诗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日》中能够看出端倪：
闲居三十载，连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陶渊明在诗中把“怀役不逞寐，中宵尚孤征”的行旅情景跟“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的田园生活做了对比描写，他只觉得在桓玄手下为官的生活痛苦不堪，无比怀念过去闲居田园的日子。陶渊明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原因有二。一是他热爱自然的秉性和自由的心灵使他无法适应官场现实，二是他原本对桓玄存有政治幻想，希望他继承桓温事业，整饬吏治，北定中原，做一番大事业，但桓玄此人井不是陶渊明心中人物，他有他的一套。元兴二年（403年），桓玄进兵京师，自为太尉，总揽朝政；随后不久，桓玄又废除晋帝，黄袍加身，建国号楚，改元大亨。好在桓玄发动政变之前，陶渊明因为母亲去世需料理后事，就辞官回家了；不然的话，他的人生中又将添上一段更加痛苦的经历。
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40岁。这一年，东晋政局又发生了巨变。桓玄打进建康、篡夺帝位后，专横残暴，作威作福，京师之中怨声载道。建武将军刘裕联合文武官僚中反对桓玄的力量，起兵京口（今江苏镇江），讨伐桓玄。桓玄败走，刘裕遂据有建康，一跃而成了都督八州军事的镇不将军，实际上控制了东晋的大半政权。一力已面，不甘心四十无闻的陶渊明对刘裕这位讨逆有功的人物产生了幻想；一方面，刘裕也要壮大力量，对能够及早脱离桓玄的陶渊明肯定有所厂解、有所信任；所以，陶渊明便入幕做了刘裕的参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中，陶渊明抒写厂当时的心情：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完辔憩通衙。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吵吵孤舟逝，绵绵归思纤。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运班生庐。
在这篇诗中，陶渊明一方面觉得出任参军是一件把握人生新机遇（所谓“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衙”）的事；一方面又对世路险阻、宦途风波多有戒心（所谓“目倦川途异”）。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只有“投策命晨装，暂与冈田疏”——也就是试试看，看世路宦途能否走得通。
刘裕执政之初，对东晋王朝积重难返的腐败现象确实下了力气去整顿，尤其是对京师吏治颇为重视，努力廓清。但是，刘裕虽因讨逆成功而位居执政，心底却存代晋自立之志，所以剪除异己势力、经营自家天下就是肯定要办的事情。他借故杀掉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和清白尤罪的王愉，因为他们是异己；他任命桓玄的心腹王谧为重要官吏，因为王谧此时是他的心腹这些反常的现象让陶渊明认识到当时政界的重重黑幕是难以一一扯去的。他很快辞去了刘裕参军之职，回到家乡浔阳，做了建威将军汀州刺史刘敬宜的参军，刘敬宣就驻军浔阳。刘敬宣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的时间是元兴三年（404年）四月到义熙元年（405年）三月。刘敬宣离职后，陶渊明自然也就去职了。
义熙元年秋大，陶渊明又一次出仕，做了80多天彭泽（今上西彭泽）令。萧统《陶渊明传》叙述此事最为详细：
（陶渊明）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岁终，会那遣督邮至，县吏请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段历史记载说明了陶渊明耿介的人格使他不能俯首屈就官场政客，即使牺牲了物质利益，他也在所不惜。陶渊明在彭泽这个凋敝小邑的短暂任职，是他一生仕履的终结。尽管后来政府征召他去做著作郎，他还是坚决地回绝了。从29岁出仕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令，13年中，陶渊明大济苍生的抱负被动荡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政治毁灭了。然而，陶渊明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曾经有一个宏大的抱负，而在于他由此抱负引发出的毕生对真理的探索，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以及不断实践自己获得了的对世界的认识。当他确知政治的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时候，他就断然离开黑暗的官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归隐躬耕的生活方式。
陶渊明彭泽归来，深居简出，谨言慎行，躬耕垄亩，所对惟乡亲友朋，所至惟山林田舍，过着平凡的生活。颜延之是陶渊明交往最深的朋友，他在《陶征土诔》中回忆了陶渊明当年的简朴生活：“灌畦鬻蔬，为供鱼寂之祭；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我们由此知道陶渊明隐居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是经营田亩，从事农业生产。自然，在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陶渊明饮酒读书以消忧，著文赋诗以明志，不断地汲取前代的文化遗产，不断地思索社会人生的哲理，也在不断地把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奉献给人们。
在陶渊明的晚年，社会急剧动荡，司马氏王朝崩溃过程中的残酷杀戮，刘裕殁后诸子争立的相互火并，严重破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国事维艰，陶渊明一家也陷入了困苦的境地。他和家人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挣扎着，他自己还受到疾病的折磨。然而，用自己的手挣自己的生活、绝不向豪强权贵俯首屈服的铮铮傲骨在困难的岁月里却更加坚强。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如同历史上许多杰出伟大的文学家一样，他高尚纯洁的人格、正直顽强的精神、光明磊落的胸怀和精诚纯一的创造力让后世追求进步和真理的人们感佩至深。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所谓“六经”是指儒家的六部经典著作《诗》、《书》、《易》、《春秋》、《礼》、《乐》。陶渊明的话意思很明显，说的是他的思想在早年已经植根于儒家学术思想的土壤中了。儒家的学术思想尽管深厚而复杂，我们却依然能够看到陶渊明所受影响的大端是重视社会现实、培养个体人格、不断努力向善、力图干预政治这几个方面。他从29岁开始，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用世思想的体现。至于他的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对于善恶爱憎分明的态度、对于亲友殷切关怀的热忱、对于生活无比热爱的情怀，无不是儒家思想积极方面的影响所致。
自正始以来，士大夫阶层掀起的玄学思潮影响持久而广泛。陶渊明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他也浸润着玄学思潮的影响，努力思索着老子、庄子所揭示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和真理。由于社会经验的积累，人生阅历的增加，他的基于儒家的善善恶恶的意识和基于道家的崇尚自然的意识便同时发展并且交互作用，他终于决然离开官场而回归到田园之中。
田园之中的躬耕生活确实使陶渊明断绝了与官场政客的接触，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大社会却依然是动荡不安，黑暗和残酷的现实延续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有个人精神世界的统一、完整、高尚和纯正，陶渊明更加服膺于道家思想，他以道家的顺应自然的态度来看待人生，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说的那样：“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表现出一种纵躯委命、乘流迁逝的无畏精神。至如世俗的是非、荣辱、物我、生死之见，陶渊明概以道家齐物的观点加以混合。这就意味着他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有了深刻的见地，他敢于承认世界的客观性质，敢于无所畏惧地面对人生的一切，能够看到生命存在和世间万物消长兴亡的相对一面，他确实拥有了精神世界的和谐。
当然，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陶渊明归田之后，心境有时闲适自得、平和晏如，有时想到平生志气、看见不平现象，仍然会掀动情感的波澜。我们从他歌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咏荆阿》）的诗句中就能够感到那种“金刚怒目”式的激情，这便显示了他在儒道思想之外尚有着豪侠气概。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桃花源诗并记》的诗文中表现出他的进步的社会理想。在桃源社会中，一有道家赞美的太古淳朴风尚，二有儒家倡导的尊老爱幼风范，人们自觉地劳动、合理地分配，各尽其力、各取所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如此进步的光辉思想，若是没有对黑暗的憎恶、对光明的向往，若是没有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人民苦难的同情，那是无论如何也创作不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