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放不羁：谈司马迁的侠客情结！

司马迁的性格在童年时期初具雏形，而形成于其二十岁的壮游中。司马迁详细记述了这次壮游: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沉、湘；北涉汉、泅，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启困都、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在此次壮游中瞻仰了许多文化古迹，考察历史、追踪时代风云、凭吊风流人物。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遥望上下几千年的古老历史，司马迁不仅有一个历史家所必需的严谨，还有着一个热血青年的激情，或向往，或感慨，或悲伤，各种感情撞击着他的心灵。

在鲁国时，观赏“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向往之至，流连忘返，竟“抵回留之不能去”。在长沙时，观看泊罗江，想象屈原的高尚节操及其悲剧，烯嘘感慨不已，“未尝不流涕”。

对崇高境界的向往及对奇伟品格的体验融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司马迁的个性。如宋代苏辙所云: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司马迁文章中的奇气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其胸中的一股慷慨豪气的自然流露。又如马子才所评:“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观之则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

壮游给自负的少年司马迁增添了一股浩然之气，文如其人，这股豪迈之气又自然而然地洋溢在《史记》的叙事中。

除了奔放不羁，司马迁身上还具有一股侠士之气，这表现为重情感义气、不畏富贵豪强而敢于维护正义。

战国的士文化在汉初得以复兴，汉初诸侯王继承了战国诸侯贵族养士之风，梁孝王、淮南王、河间献王都以养士著称，而魏其侯与武安侯以宾客相倾，郑当时以优待宾客而为人所称道。与此同时，游侠之风也再次盛行。

民间著名大侠有朱家、剧孟、郭解;身为朝官的汲黯、田叔，也以任侠闻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司马迁形成了一种近于战国士林的文化心态，如宋代张来所说:“司马迁尚气好侠，有战国豪士之余风。”

他在《史记》中记载了刺客和游侠的事迹，颂扬刺客拥有“立意较然，不欺其志”的美德；称赞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其中，大侠郭解为司马迁亲眼所见，司马迁对其品行极为仰慕，而对其被族灭的命运，则表示了沉痛的惋惜。

司马迁不仅赞赏士的品行，还以士自许，并以慷慨之士来勉励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

可见司马迁对士的人格理想与立世之道推崇备至，并将之.内化为自己的追求。

司马迁的侠士之气充分体现在他为李陵辩护这件事上。司马迁跟李陵并无交情，但平日观察他“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司马迁认为李陵称得上国士，对之甚为欣赏，在情感义气相通相应，出于惺惺惜惺惺，司马迁毅然为之开脱。这种义举包含了救人于困厄的意义，而不爱其躯、救人于困、趋人之厄，正是侠士本色。

李长之分析李陵案说:“因为司马迁是这样情感的，所以对于李陵的遭遇，不能不大声疾呼。加之，他的诚坦，使他不会说违心之论，使他不能观测上峰的颜色；他的正义感，更使他不能怯懦地有所含蓄或隐藏。所以，李陵案便决不是偶然的了!”

正因司马迁有着多情、坦率和强烈正义感这些侠士的宝贵品质，李陵案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司马迁奋不顾身地为李陵开脱罪名之时，也为他的品格作了最好的注解。

司马迁奔放不羁的本性与侠士之气有契合之处，正因他有着奔放不羁的性格，才会对侠士们产生赏识赞美之情，而正因濡染了侠士之风，才使他奔放不羁的性格更加突出。

这两者完美地融合于司马迁的个性中，使之义无反顾地为李陵开脱，更使之能够摆脱世俗藩篱，不隐瞒、不矫饰，忠实地记录下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败德乱行，正如韩兆琦所说:

“司马迁的批判锋芒是无往而不在的，他上至汉代的皇帝，下至当朝的公卿，以及地方上的按儒酷吏，都丝毫未予放过。”

强烈的使命感与奔放不羁的侠士之气为《史记》讽刺艺术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司马迁惨遭宫刑后的发愤而作则使之变成现实。因为有讽刺的意向与勇气并不能形成讽刺，讽刺要有其讽刺的对象与内容。如果一个作家感觉迟钝、认识肤浅，那么即使他一心一意地努力创作讽刺作品，也只能写出平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