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王朝初期和汉武帝统治时期，出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其中既有千古帝王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一代丞相、政治家萧何、曹参，举世无双的军事家韩信、李广，千古传诵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史学家司马迁，还有为数众多的谋臣策士。在这璀璨的人物星群中，主父偃以其非凡的见识、笔锋犀利的文章和独特的人生经历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主父偃(?-前126年)，西汉齐国临淄人。他早年学“长短纵横术”辩士之说，晚年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思想与学术比较驳杂。在故乡齐国，主父偃曾广泛结交各个学派、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人物，不仅未能得到赏识，还受到当地儒生的排挤，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因为家中贫寒，又无人借贷，为了生活和发展，主父偃遂“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可结果同样是“莫能厚，客甚困”。这段惨痛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在诸侯王国很难找到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只有京师或许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在强烈的出人头地思想的驱使下，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来到长安，投到大将军卫青门下。这次算投对了门路，卫青很欣赏他的才干，数次向汉武帝举荐，不幸的是却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不过，这并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内心的功名欲再次点燃，主父偃径直向武帝上书。史书记载，他“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大概因为上书的内容涉及不少当时的热点问题，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朝奏，暮召入见”。《汉书》本传只记载了主父偃上书中谏伐匈奴的内容，该文从历史到现实，条分缕析，极力论证攻伐匈奴乃得不偿失之举，这种观点对汉武帝是典型的逆耳之言。可能是主父偃将反对的道理讲得比较充分，有助于汉武帝的全面思考；也可能是某些观点和言辞深深打动了汉武帝；抑或是汉武帝被他的才华和雄辩所折服，总之汉武帝丝毫未怪罪于他，还视之为“相见恨晚”的能臣。此后，主父偃得以一岁四迁，由郎中、谒者、中郎直到中大夫，成为汉武帝身边的重要谋臣。
由于受到汉武帝的器重，主父偃积蓄许久，也是被压抑许久的主张终于得到全面释放，上书言事更加积极主动。归纳起来，主父偃的出谋划策中，有两项尤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提出诸侯推恩分封子弟的建议，促成了“推恩令”的颁行。开国之初，刘邦为了西汉政权的巩固，大封宗族子弟为王，结果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同姓诸侯王。这埋下了后来中央集权与诸侯王之间矛盾的伏笔。为了顺利地解决中央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许多思想家积极想方设法，出谋划策。文帝时，贾谊上疏“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时，晁错认为与其晚痛，不如早痛，积极主张大规模削藩。可惜的是，诸侯未削，晁错却被景帝冤杀，以“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权力虽有所削弱，但诸侯王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武帝时，主父偃根据诸侯占地太多太大的敏感问题，借鉴贾谊、晁错削藩的措施，并加以发展，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推恩令”：
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
主父偃的建议得到实施后，已经变小的诸侯王封国中又凭空增加不少小的侯国，这表面上是皇帝的推恩，实际上进一步分割了诸侯的土地和权力。至此，诸侯王再也无力向中央叫板，长期困扰汉朝皇帝的诸侯王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推恩令”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尊崇皇权、裁抑王国的目的，这一建议的提出者主父偃大有功于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