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是指“黄帝之学”与“之学”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学说，它在先秦以“稷下学派”为主要代表。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老子》；一个是战国时期伪托 “黄帝言”的诸书。黄老之学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也是支配世界万物的总规律，在各种事物中普遍地起着作用，具有客观必然性。在分析社会矛盾时，它用 阴阳观念论证刑德，以阳为德、阴为刑，认为“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先德而后刑，顺于天”。主张把德政与法治有机统一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些思 想是对《老子》消极无为思想的积极改造，为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提供了理论根据。
鉴于西汉初期的社会状况，文武兼备、刑德并用，讲求无 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可谓正适应这一环境，所以，黄老之学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得到了社会的共鸣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汉初，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 一般老百姓，朝野上下很多人都信奉黄老学说，较为典型者有、、窦太后、曹参、、王生、田叔、黄生等。汉文帝崇尚黄老之学，史料记载文帝 “本好刑名之言”。在汉文帝统治之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废除酷刑，以及亲躬籍田、崇尚节俭等，这一切都体现出黄老思想学说的一面。而汉景帝自小就 是在文帝和窦太后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景帝继承了文帝的政策，举事无所变更。应当说，在推行黄老思想、执行黄老政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还应是窦太 后。她通过汉文帝和汉景帝施加强大的影响，把国家大政方针都纳入黄老思想指导之下，她几次打击和排斥，批判法家，使黄老思想独尊于朝廷，为汉初黄老思 想的推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体而言，黄老之学对于汉初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时代思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根据余 光明先生的研究成果，略总结如下：首先，黄老学说所主张的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思想，为制定王霸杂之的汉家统治术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黄老学说中的法治 思想，不仅对汉初定法、立法和执法影响至深，也与汉初定法、执法的情形基本相符。第三，黄老学说中的无执无处、无为而治的思想，在西汉初年也为统治者全盘 接受，并成为现实。第四，黄老学说中的“以民为本”的保民、养民和爱民的思想，是与其无为而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五，黄老学说所阐述和提倡的崇尚 节俭和朴实的道德思想，在汉初的名臣将相中，也曾产生积极的影响，使西汉初年的官僚多具廉洁奉公的良好作风，在官场中造就了一种清廉的气氛。总之，西汉初 期实行的方针政策，多是在黄老学说指导下制定的。这些政策使西汉前期社会得以稳定，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强大的西汉帝国奠定了基础。
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断绝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的道路，尤其是焚书坑儒的劫难，更使儒学遭受到致命的打击。但秦王朝的迅速崩溃， 给了儒学的机会。汉初虽然由于统治需要而采用黄老思想，但儒学也在积蓄力量，不断发展，逐渐复兴起来，成为汉初显学。黄老之学是兼收儒、法，汇合 阴阳之说的产物，本身具有包容性。汉初崇尚黄老，并未实行一种思想上的专制，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然活跃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并对社会施加着影响。儒 家在汉初黄老盛行的情况下，能够复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初黄老思想统治下的宽松学术环境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客观条 件。汉初崇尚黄老之学，而黄老之学反对人为的干涉和纠正，当然更不主张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所以汉初在思想领域又出现了诸子并存的局面，在政 治上各自发挥着影响。汉初当政者虽然崇尚黄老之学，但儒学在汉初仍处于“显学”地位。特别是前191年，汉惠帝正式废除秦代制定的“挟书之律”，开放了民 间学术文化活动，此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也开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经学大师。汉初儒家经学虽然和其他学派一样处于民间传授的地位，但其学术活动的规模及 传授教学内容的重要性，都是其他学派所无法比拟的。汉初儒学教育的兴盛为儒家复兴并登上独尊地位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第二，对儒 学态度的转变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方便。如前所述，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布衣，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素质较低，是一个“不修文学”、近乎文盲的乡间无赖。他对 那些思想学说并不感兴趣。对黄老之学和儒学同样是，这使他对各种思想学说没有任何偏爱，皆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儒家学者极力 向刘邦推介儒学对巩固封建统治所起的积极作用，使刘邦对儒家学说有了一定的认识。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他利用儒家博士叔孙通订朝仪，充分显示出封建帝王之尊 严。尝到儒家礼仪的甜头后，他开始对儒家另眼看待，对儒学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不好儒”发展到“好儒”。刘邦之后汉统治者的崇儒术、重儒生，实际 上是刘邦崇儒、重儒思想的发展。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使儒学得到转机，儒家学者抓住机会，使儒家学说灵活变通，在汉代初期站稳脚跟，逐渐复兴起来。
第三，黄老思想统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机会。任何正确的施政方针都应该张弛适度、宽猛相济。黄老之学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特别适应 社会休养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缺乏进取精神，缺乏将全社会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全面建功立业的恢弘气势。在社会的上层，诸侯王势力 膨胀，产生离心倾向，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社会下层，豪强兼并，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了干扰。对少数民族的侵扰，缺乏强有力的对抗措施。这些负面效应， 说明黄老学说不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稳定。事实证明儒学确实“可与守成”，这为它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
此外汉初儒家知识分 子的不懈努力，是儒学在汉初复兴的内因。汉初儒学复兴，主要靠几个人物，其一是叔孙通。在刘邦即位伊始，叔孙通就主动劝说刘邦征用儒生，起草朝仪，并且根 据汉初统治集团人士多小吏出身和武将少习文化的特点，既部分袭用旧仪，使等秦时故吏能顺利接受；又遵循简易可行的原则，使粗鲁无文的武将们容易做 到，更充分考虑到当时“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社会现实，使朝仪在整体框架上既能为文武群臣所认可，又能为国家经济实力所允许。然而叔孙通毕竟只是一位通 晓儒家礼仪的博士，他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行为来为儒生在新政权里争得一席之地。同样，他也只能借助诸如制订朝仪及宗庙仪法等具体事务来证明儒学并非像 法家所说的那样毫无用处。儒学要复兴，上升为新政权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思想上转变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偏见，从理论上证明以儒学治国安民的必要性，并以思想 体系的完善和实用，让统治者相信只有儒学才会使长治久安的理想变成现实。这一任务自然不是只熟悉礼仪的叔孙通所能完成的，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汉初另一位儒学 中兴人物陆贾身上。
陆贾利用和刘邦贴身的机会，“时时前说称《诗》、《书》”，以期对刘邦潜移默化，转变他对儒学的态度。虽然这位自恃居马上而得天下的汉家天子常以大骂作为回答，但陆贾在比较前朝兴亡原因的基础上，指出“逆取”和“顺守”的不同，使刘邦心服口服。
陆贾作为新时期力倡以儒学治国的第一位思想家，以其特有的身份、实用的主张，不仅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而且促进了儒学与现实政治，特别是与官方权力的结 合。陆贾的努力虽未能使儒学全面振兴，但终究为日后儒学的大行于世创造了条件。部分儒生先后走进汉初的朝廷，使儒学在黄老学说走红之时也占有一席之地。
汉初经过三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政治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风气也每况愈下。这时，儒家学者贾谊在坚持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前 提下，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提出某些切实致用的政治原则。他把实行礼治作为，同时不忽视仁义，把仁与礼结合起来。贾谊对政治的实质和仁义作用的理 解较之他的前辈要现实得多。他的思想充分表明儒学是最适宜治国安邦的。贾谊加速了儒学的政治化进程。
在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儒学在 汉初虽未能成为统治思想，却也复兴起来成为显学，使统治者对其不能等闲视之。直到时，一代鸿儒董仲舒在综合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政治的需 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儒学思想，得到汉武帝的认可，最终使儒家登上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回顾汉初儒学的发展历 史，从叔孙通到董仲舒，既坚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又注意面对现实，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特别是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融进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新观念，还勇于 吸收他家之长，弃己之短，以保持本学说必要的张力和活力，这是儒学在汉初黄老思想盛行下得以复兴，并产生由在野到在官的历史性转变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