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被扼杀了百余年之久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这一文化，而且还在当时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成为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都汇集在了《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元光元年（前134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从长远来看，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几乎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贯彻这一思想，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直到新文化运动。“大一统”思想则还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还将一代代长期影响下去，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团结巩固的纽带。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世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将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数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与那些专家之才相比，董仲舒可谓鹤立鸡群，形若天渊，无惭“通才”“鸿儒”之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的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哲学，这对巩固西汉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也是著名的经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