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跟个人所站的位置角度不同，对同一个人或相同一个物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有时候你所认可的，别人可能有别的看法。
霍去病也不能例外。根据《史记》记载：然（霍去病）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意思是说：霍去病从小就在皇帝身边长大，娇生惯养，不懂得体恤下人。到领兵打仗时，汉武帝很宠爱他，每次都派专人带几十车的需求品供他享用。打完仗回来，有很多食物都浪费的丢掉也不分给下面士兵。而当时在外面打仗还有很多士兵都吃不饱饭，他却只图自己玩乐。
司马迁这段话说霍去病的一个缺点是，从不体恤下人，恃才傲物。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你不想想这么多年在皇帝身边得到宠爱，在这种环境下，所有人对他都是点头哈腰的，他何时弯过腰？他和他舅卫青还不一样。卫青从小贫困，养马的奴才出身，他深知下层人的疾苦，所以为人谦虚、谨慎。而霍去病从小就富贵，在深宫长大，娇生惯养。并由“尚武”的汉武帝亲身调教，他身上有汉武帝的影子。汉武帝对他更是百般溺爱：在李广牺牲后，他儿子李敢愤怒之下击伤了大将军卫青，卫青并没有处置李敢。可霍去病不愿意找个理由就射杀了李敢。汉武帝没有怪罪霍去病反而说李敢是被一头鹿用角顶死了。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汉武帝有多溺爱霍去病。当然，也有人说通过此事可以看出霍去病意气用事，心胸狭隘。
第二个原因，司马迁是个史官，以记录历史为己任。
汉武帝时代，虽然是自建国以来以武力征服匈奴的第一个皇帝，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作为史官的司马迁虽然肯定了战争对国家的意义。同时也看到了战争对黎民百姓，对国家经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一个从“文景之治”的繁荣时代进入到“穷兵黩武”的衰败时代。汉朝多次对匈奴打击付出的代价据记载从汉武帝后期一直到汉宣帝时期农业经济才恢复正常。司马迁如实描述历史却引起了汉武帝的不满。终于在司马迁为李陵求情时得到爆发，汉武帝一怒之下阉割了他，让身为男人的司马迁受尽屈辱。所以在晚年编撰的《史记》里面多多少少的有“迁怒”成分。对李广家族等得不到重视有同情的心理。毕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对有大功的卫青霍去病有些许的“妒忌”。
就如汉武帝那样“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不能一概而论。
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并非不高，只是没有当代的“粉”们期待得那么高。
而这种矛盾的产生，与其说是司马迁与李广家族的关系而“褒李贬卫霍”，进而质疑太史公的“史德”，不如说是古今价值观的差异。
事实上，我们看对于卫霍的记载，《史记》和《汉书》其实非常相近，当然，会有不少“傻孩子”在不了解历史文献学的基础知识的情况下，会认为《汉书》成书时间晚，是东汉初年的作品，史料没有司马迁这个同时代人掌握得多，所以照录了《史记》，其实不然。
《史记》和《汉书》虽然都是私家修史，但由于两位作者的特殊身份，其实能够深入阅读当时秘藏的历史典籍和档案材料，到班固修《汉书》的时代，很多基于政府档案的材料被补入，但在卫、霍二人的经历上却没有明显的增补。
归根结底，就在于班固也认为，“这就够了”。
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和班固的价值观其实是类似的，他们并不像今天的，或者说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勃兴之后的普遍教育之下的“读书人”，对于对外扩张有着近似于宗教性的“信仰”和“痴迷”。
后者与近代以来长期的屈辱史有直接关系，所谓缺什么补什么，对于卫霍这种深入敌境千里，绝域破敌的英雄有着天然的推崇，而在两汉，匈奴对于汉朝人而言，从来都是疥癣之疾，没有人会将这些“打了就跑”的胡人视为什么亡国灭种的威胁。
而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明示的理由是要报高祖平城之围，高后之辱，朝堂上却早已经暴露了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将匈奴打臣服、朝贡，满足他四夷宾服的圣王之梦。
然而，《史记》、《汉书》的记载都很明晰，在人马多死，几十年积蓄挥霍一空的出塞战争后，匈奴并没有垮台，也没有臣服，而是避居漠北积蓄力量。
哪怕是今天某些孩子们所说的“沉重打击匈奴带来边境平安”，其实也是不存在的，哪怕只对照年表就会发现，汉武帝出塞决战匈奴之后，仅仅十年，匈奴的寇略又卷土重来，继续对汉朝的边地形成骚扰，其频率并不比和亲时代少。
在整个战争的评判上，《史记》和《汉书》其实一样认为是得不偿失的，而具体执行这场战争的将帅，卫青和霍去病，其将略，对比真正“对抗强敌”的古之名将，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所以，在对他们的战果进行详细记录之后，也指出了霍去病好享受，不体恤士卒等等毛病。
综上所述，并非司马迁贬低了霍去病，而是今人过于抬高了霍去病罢了。
《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文学性最强的一部，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做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史学素养也是被历史所承认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对他公正的评价。
二十四史中，把枯燥的历史写的可以当小说读的，大概只有司马迁的《史记》了。也正因此，《史记》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些可能混了作者主观情感的因素，对于写历史来说，这可能是忌讳，因为历史的记录必须是客观公正，不带感情色彩。后世的史家写历史的时候，都是过去的事情，做到尽量客观相对容易些。而司马迁写的历史，是从远古写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到最后，他所写的历史，就是他的当代史，而他自己就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或见证者。因为自己置身其内了，对人物的评判就难免会受主观情感的左右。这恐怕是谁也免不了的。也正因此，才使我们看到的《史记》有了情感，有了温度，有了人情味，比那些站在客观立场上干巴巴的叙述要好看的多。
一旦主观情感进入到历史之中，对历史的评价就可能失去客观公正性。但司马迁做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作品经过两千多年的检验，到今天仍被认为是中国写的最好的史书，与他能很好的处理个人情感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也正是一个伟大史学家所应具备的素养。
史马迁对武帝朝的历史人物，情感上肯定是有亲疏之分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卫青、霍去病以及李将军李广的对比。司马迁对李广是充满同情的，“李广难封”成为命运不公的代名词，大概与史记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司马迁自己就是因为替李广的孙子李陵辩护而受到宫刑的奇耻大辱的。宫刑之耻，对司马迁来说，远比死了更难受。这一点，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说的也很清楚。李广不遇，自杀身亡，司马迁忍辱偷生写史记，这种命运上的相似，是他们惺惺相惜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李陵与司马迁或者没有深厚的交情，但现实中应该是有些交集的。司马迁对他的人格与能力是承认的。
相对于李将军一家，卫青与霍去病与司马迁大概没有太多交集，司马迁是汉武帝“倡尤蓄之”的史臣，而卫霍是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贵戚，身分的差别大概是情感阻隔的原因。司马迁受宫刑之后，对汉武帝身边的贵戚大概都有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情感。
司马迁与任安的关系肯定是不错的。现有《报任安书》为证。任安也是跟随卫青打匈奴的将军。在霍去病功劳渐大，慢慢有取代卫青之势的时候，许多原来卫青的手下，纷纷转投霍去病。司马迁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说：“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任安在此，原本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若不是与司马迁关系好，大概史书中不会有这一笔。但是，这一笔虽人情感因素，却不违背历史的真实。
我没有觉得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不高。但他确实在历述霍去病大功的同时，也写出了霍的缺点。但这些缺点是与他的伟大不相冲突的。因为有了缺点，才更真实。史记是这样写的：“然少而侍中，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齌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踢鞠。”一篇传记对霍去病的功劳详细叙述，而说他缺点的，也不过就是几句。而这些缺点，是少年贵盛者所必有的。
司马迁对所记的历史人物，都有个评价，对卫霍的评价，却不是他自己给出的，而是一个据事实的推论。苏建是曾跟卫青出征的，是与李广一样出现错误卫青可以杀他的。但卫青把苏建交给汉武帝自己发落。后来苏建免死。苏建是和司马迁有交往的，他亲口告诉司马迁说。他自己曾劝卫青广纳贤士，扩大自己的势力。卫青说，不能和君主争权利。这是卫青的自全之道。霍去病也和他一样。“骠骑亦仿此”，这是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
司马迁虽然为李陵辩护，但他在史书中，客观的记录了李陵投降之后产生的影响：“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李将军列传》）”
既然说到霍去病的缺点，就顺便说一下霍去病的出身，以及他为什么有这些缺点。这与此题的关系不是很大了，就算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读书必得吧。
霍去病的父亲叫霍仲孺，这是《汉书霍光传》里记载的。《史记》中没有关于霍去病父亲的记载。只说他是大将军卫青姐姐的儿子。而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没有说霍去病的母亲是谁。却把卫青姐弟都提到了：
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候家，与候妾卫媪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姐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太冒为卫氏，字仲卿。媪长女卫孺，次女少儿，次女即子夫。后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
这里司马迁说的很清楚，卫小儿就是卫子夫。
但 在《外戚世家》卫子夫的项目下说，是卫小儿与卫子夫又变成两个人了。外戚世家原文是这样：
……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候。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为列候。及卫皇后所谓姐卫小儿，少儿生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候，号骠骑将军。
为什么司马迁对于一个人，却有这样相互矛盾的叙述。我觉得，卫少儿应该就是卫子夫。司马迁在姐之前加了“所谓”二字，本身也很说明问题。霍去病就是她没遇到汉武帝之前生的孩子。
这个情况，后代有受宋明理学洗脑之后，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了孩子的还能当皇后？因为在汉朝之时，人们根本不在乎后来注重的那些所谓贞节之事。一个大概的事实是，卫子夫进宫之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过孩子的。所以，便说这个孩子是他姐姐的。但是，她姐姐叫卫孺，后来嫁给了公孙贺。如果是她的孩子，他自己养就行了。何必交给别人。卫小儿进宫之后，改名叫卫子夫。把自己和卫小儿当后两个人，霍去病就成了他所谓姐姐的孩子了。所以，一个很显然的事实，霍去病就是卫子夫的拖油瓶。汉武帝相当于他的养父。这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霍去病出征的时候有豪华装备，及丰厚的供应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卫子夫就是霍光父亲的相好。而当初在平阳候府当歌星的时候，相好的还不只霍仲孺一人。还有一个叫陈掌的。这个人虽然不出名，但他的曾祖是大名鼎鼎的陈平。而卫子夫进宫之后，汉武帝知道了陈掌是她的相好之后，还给陈掌升了官。这种情况，与现在的娱乐圈很有相同之处。
本来说司马迁对霍去病评价的问题，扯了这些。是想说，评价人物的标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做为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主观评价固然重要。但是，对客观事实的如实记录，更加重要。如何评判是后人的事。事实就是这样。这一点，司马迁还是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