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一统思想从秦汉以后基本确定

中国之所以形成大一统的惯性,自秦统一中国以后到大汉固定大一统的基因,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是没有全民信仰的宗教,更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王朝; 二是在时代,开创的儒学便由汉武帝董仲舒十分聪明理智地推到了独尊地位。这两条可以说是中国大一统基因的内核,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说大汉王朝,大一统的遗传基因基本固定,是因为在汉武帝时代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独尊”的地位。中原大地华胥氏的子孙们,到了汉代,在民族 形态上有了一个固定下来再也没有更改的名字:汉族。由于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合和溶入,使汉民族逐渐强大,人数越来越多,成为华夏民族的主体民族。在大汉 朝,汉族、汉语、汉字、汉文、汉文化、汉风俗,这些对于一个民族生死存亡致命攸关的“形而上”的东西一经确立,加上朝廷对孔孟儒学始终如一的推崇,对于此 后中国两千余年来的大一统的意义之重大,是怎么去说也不为过的。
  汉民族是一个没有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的民族,这一点也极为重要。五千 年文明的初始阶段,炎黄子孙的各部族,也有图腾崇拜,图腾信仰,也有宗教迷信,但并未形成全民信仰的某一种宗教,这是华夏民族的幸运。宗教具有强烈的排他 性,宗教通过教规教义和戒律,控制人的思想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肉体。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有某种强烈的顽固的宗教信仰,这个主体民族就很难去融合其他 少数民族,形成一个牢固的大一统的国家。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曾经创造过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印度,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中国,就 地域、版图、王朝政权更迭的形态来说,形成两千多年大一统格局不变的,也就只有中国。
  曾经创立过影响巨大的佛教的印度,除了佛经,几 乎没留下文字历史,要说历史多存在于传说之中。马克思曾经感叹,“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印度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为异民族征 服的历史”,一次次异族的入侵带来了印度种族的混血以及文化上的对立、冲突。入侵印度有较大影响的游牧民族有雅利安人、鲜卑人、贵霜人、土耳其人、匈奴 人、蒙古人等。印度历史上极少出现过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国家,公元 16世纪中叶,潘地亚王国灭亡后,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这三大宗教纷争不断。白种雅利 安人带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土著融合,从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宗教成了压迫、统治其他民族的工具,高贵的婆罗门教徒与低种 姓的达塞人水火不能相融,达塞人连宗教仪式都不能参加。佛陀教义不能容纳种姓或婆罗门,新教徒更是用恒河平原的方言传教,对敌对宗教森严壁垒。宗教和种姓 制度,造成了民族分裂,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1757年,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由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长期对立,1947年6月,英国公布了“蒙 方案”,实行印、巴分治,直到1950年印度才成为一个“英联邦”成员的共和国。1956年宣布成立的巴基斯坦共和国,也由于宗教原因,分裂出孟加拉人民 共和国。
  埃及在古代和近代曾多次被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征服,公元640年又被阿拉伯游牧民族征服。12世纪,本土闪米特人与阿拉 伯人融合成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阿拉伯人。这些世居尼罗河流域的埃及阿拉伯人,由于教派战争分裂成埃及、利比亚、苏丹三个国家。1517年埃及沦为奥斯曼帝 国的一个行省,1798年被法军占领,188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952年发生伊斯兰革命,废除君主制建立埃及共和国,1956年英国殖民者最后撤离, 埃及才成为独立统一的国家。
  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古巴比伦文明的两河流域,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发祥地。不同的宗教信仰,极端的 宗教意识,使同为信仰某一种宗教的阿拉伯人,由于教派不同,也相互火并不息,使中东两河流域这一块本来十分神圣富饶的土地上,两千多年来几乎没有停止过战 火。基督教十字军打过来,阿拉伯拜占庭军打过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又插进来,外战内耗不断,自然很难奢望出现一个稳定的大统一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近几个世纪,两河流域、中东和所有阿拉伯世界,大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20世纪初,中东各国纷纷脱离殖民统治,先后建立了伊斯兰国家、犹太教国家。 但由于内部或与邻国仍然教派纷争,不少国家的统一十分脆弱。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为争夺领土争夺圣城耶路撒冷的归属,几十年来战 火不息。同为伊斯兰教的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也因为教派不同,20世纪的两伊战争、入侵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使中东地区成为20世纪以来 东西方两大阵营及冷战结束以来的新霸权主义争夺的焦点,给这一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人民乞求和平,乞求国家的统一,他们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教派战争。自古以来,宗教如果不能宽容,特别是国家的主体民族信奉某一种宗教,而宗教与政治合一,出现所谓“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这是很危险而可怕的灾难。
   美国好莱坞拍摄的故事片《亚瑟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亚瑟出生在政教合一的罗马,15岁被教廷强征入骑士团,远赴不列颠征战,15年后回到故乡。他 和他的伙伴们厌倦了血腥的战争,按原来的约定他们回来可以赎回自由民的身份,回家乡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然而主教,命令亚瑟率骑士团再度出征北方迎 回教廷家族的一位继承人,方能解除奴隶般的身份。亚瑟和他的武士们遭遇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美梦破灭,不得已再次走向战场,走向死亡。经历一系列悲惨的浴血 奋战,波澜壮阔的生死情仇,亚瑟在原敌人梅林的指引和美丽坚强的奎妮文的陪伴下,率英格兰人打退了萨克逊人的入侵,最后赢得了胜利,成为英国的开国之王。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时的罗马帝国崩溃,政教合一的制度走到了尽头。
  从反面的例证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之所以形成大一统惯性,自秦 统一中国后到大汉固定大一统的基因,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是没有全民信仰的宗教,更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王朝;二是在汉武帝时代,孔子开创的儒学便由汉 武帝、董仲舒十分聪明理智地推到了独尊地位。这两条可以说是中国大一统基因的内核,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历史上不是完全没有宗教,也不是没有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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