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秦历二世就寿终正寝了，没能完成其夙愿，但其开创的皇位继承制度却保留了下来，到东汉时已日臻完善。不过，由于这种皇位继承的选择范围集中在当今皇帝的子嗣当中，选择余地较小，一旦皇帝英年早逝，不免就会出现青黄不接而幼帝即位的情况。而皇帝年幼，无力上朝理政，自然需要有人帮扶、监察，这就为那些对皇权虎视眈眈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其中，东汉就是其中的典型，来对东汉进行一点解剖，看看其中究竟——
东汉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就早早归西了。皇帝们虽然嫔妃很多、结婚早，但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加上过度纵欲，无疑影响自身的体质，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后代大多体质孱弱、弱不禁风而早早夭折，如果涉及宫廷争宠、废立，再加上古时医疗技术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来就很小，皇储的选择范围那就只能是箩中选瓜了。东汉先帝死时都早，所以能存活下来的皇子必然都年龄偏幼，但只要先皇有子嗣却又是非立不可，所以说，东汉多幼帝，这是封建制度终其一生无法治愈的痼疾。
与皇帝大多短命的情况相反，其母后或皇后却都长命，且“主少母壮”，这个还真有点无解。汉朝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凭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相比而言，皇帝年幼，基本上权力全部在太后之手，故才出现东汉“临朝者六后”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太后们在选择嗣君时大多“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有些太后为了满足自身的权欲，还废长立幼，如原和帝之后邓太后，以长子刘胜有痼疾为由不立，而偏立少子刘隆，其生时才百余日，刚立不久就夭折，后又立刘牿，也才12岁，一太后竟两立幼帝，把持朝政达16年之久。
由于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继位，于是，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垂廉听政的情况。《后汉书·皇后纪》评论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这些垂帘听政的太后们，年龄都不大，一般不过二十几岁。她们死了老公，精神空虚颓废，无以寄托，把思想感情的关注点，从夫妻生活转移到朝廷大事的处理上来。然而，这些年轻的太后们没有起码的社会经验和统治经验，也基本上没有文化知识。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来驾驭国家机器，只好自己强出头，或者充充傀儡，依靠自己娘家的的父兄，帮助自己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国家政权便自然而然落到了外戚的手中，这样，女后与外戚就唱起了“二人转”，轻而易举地能够忽悠那些不谙世事的幼主，忽悠天下苍生。
临朝的太后们，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一般都会召父兄入参大政，掌握军政大权。外戚中当权者们为了长期掌权的需要，自然千方百计想控制并笼络住皇帝。其中，拥立幼帝即位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年幼无知，自然容易忽悠糊弄，如梁冀先后拥立三幼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桓帝（刘志），执掌朝政大权多达18年之久，“父兄子弟并为卿校”，结党营私，纵容腐败。期间，质帝稍对梁冀不满，就被毒死，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政权，解除外戚的威胁，在无人依靠的情况下，只好依靠身边的宦官。因为皇帝起居深宫，势单力薄，关系最密切者，莫过于宦官。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同时，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当皇帝长大成人，要求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之时，必然与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产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也就天然地成为皇帝的盟友。于是，在宦官的协助下，皇帝一度夺回了政权。
夺回政权之后，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国家的权力便落到了这些有功的宦官手中，他们便也可以风光一时。然而，当皇帝死去，新君继位，宦官由于政治身份卑贱而不能辅政，于是自然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样就形成了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成为历史上宫廷不可调和的派系政治斗争。所以说，大凡历史上宦官与外戚皆是死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何谓外戚？外戚亦称“外家”“戚畹”，指帝王的母族、妻族，俗话说，就是外婆舅舅那部分亲戚。外戚，在中国的帝王斗争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往往依靠自己独特的亲缘关系，能够把持朝政，甚至能够取代皇帝，如西汉末的与建立的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许多的外戚势力最后的结果都很凄惨，而且通过外戚手段掌权的政权往往不能长久，如西汉的王莽，岁数不小了，好不容易才坐上九五之尊，但没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就“叭叽”倒下来了；杨坚是个不错的皇帝，可是隋朝也仅仅持续了两代。
那么，女后与外戚是如何唱“二人转”的呢？就拿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来做例子说说吧！
刘志能当上皇帝，纯属是偶然捡得。在刘志当皇帝之前，东汉的天下，是大将军梁冀说了算。梁冀是何方神圣呢？他是顺帝刘保的皇后梁蚋的亲哥哥。这梁皇后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能耐可大了，在床上把顺帝刘保弄得方向都找不着了，进宫三年就被立为皇后。
汉代的皇帝，似乎对皇后娘家人都特别的看重，所以这梁冀的妹子当了皇后，他也就鸡犬升天了。大官小官是没少当，一路高歌猛进、青云直上就当上了兵马大元帅（大将军）。
这也不奇怪，男人都这品性，认准了某个女人，那就是对上眼了，一心一意，死心塌地，言听计从，即使是倾家荡产也是在所不惜。汉代的许多皇帝，最喜欢的就是女人，有好几个，年纪轻轻的，就死在了女人肚皮上了。结果孩子尚小，自然只能由这些皇太后来主持朝政，皇后遇上这等好事，胳膊还能往外拐？自然就找娘家人，外戚当权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汉顺帝刘保呢，也是合该难以享福，死得早，才三十岁，就腿一伸找先人汇报工作去了。这可把梁冀这家伙乐坏了，真是天上掉下个馅饼。为啥？汉顺帝的独生儿子刘炳才两岁，这不是我梁冀的天下吗？这刘炳也太小，皇帝当了才一天，就在龙椅上啼哭闹事，还当众撒了泡尿来答谢天下。没奈何，搬出梁皇后垂帘听政。但是这刘炳经不起折腾，不久，这短命鬼便也找他父亲去了。
这汉冲帝刘炳一死，梁冀又立了8岁的刘缵坐了上去，即汉质帝。但这小不点又太聪明了——一天，刘缵跟着梁冀去上朝，看着梁冀专横跋扈，便冒出一句：“此跋扈将军也！”此言一出，可把梁冀吓坏了：这么点玩意儿，就这么聪明，这长大了那还了得，于是弄了点毒药把刘缵整死了。
由于梁皇后的地位，梁氏家族前后有七人封侯爵，三人立为皇后，六人晋为贵人，二人任大将军，显赫一时。但是梁氏外戚不知道珍惜权力，只知道滥用权力，只知道贪污暴虐，尤其是梁冀集凶恶愚顽之大成，控制朝政，不得人心。桓帝年长稍懂事，便设法依靠宦官的力量，发动政变，诛灭了梁氏外戚。
历史上女后与外戚表演“二人转”的事例很多，几乎每个朝代都不同程度存在这种现象，难怪有些皇帝对于政事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因为他本无心于此，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稀泥糊上墙，霸王硬上弓，坐是坐上去了，至于结局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过，也正是缘于此，为了限制女后干政和外戚专权，始于西汉，成于北魏的“子贵母死”制才曾风行一时。
所谓“子贵母死”，即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生母必须被赐死。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史学界称之为“立子杀母”或者“子贵母死”。开此先河的，是；形成制度的，却是拓跋氏。汉武帝“立子杀母”，在西汉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却在北魏沿袭成势。
翻开《魏书·皇后传》，关于“子贵母死”的记载，让人触目惊心：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明元……后以旧法薨（即“死”意）；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太武敬哀皇后贺氏，……生景穆，神元年薨；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生文成皇帝而薨……。
也许“子贵母死”对于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对于稳定内部和维护皇位传承秩序，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许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确乎是至今我们仍难于理解这种丧失人性的做法。
“子贵母死”的做法不讲道义、不得人心不说，单说说其做法是否真正达到了阻止女后和外戚干政的目的那也还是个疑问。
一般而言，生母被赐死后，由于太子幼小，往往由保母全程抚育。太子即位后，自然念其呵护养育之恩，都尊其为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其子侄亲戚理所当然又在走老套路，赏的赏地，封的封官，可谓殊途同归，而且打了政策的擦边球，不亦宜乎？此其一也，这在当代社会，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次，由于此项制度的原则性强，一直被人捍卫着、僵化着，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后宫铲除异己和争权夺利的最好借口。拓跋的皇后冯氏就利用“子贵母死”先后害死了拓跋的贵妃李氏、拓跋弘之妻李氏和拓跋宏之妻林氏三位母亲，并先后控制了拓跋弘和拓跋宏两位皇帝，从冯氏开始，“子贵母死”制度变得更加灭绝人性。
再次，在“子贵母死”的阴影下，到了元恪时期，竟然出现了“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的局面，堕胎现象也屡见不鲜，皇帝面临绝后危机。这与当今社会唯愿生儿子，不想要女儿的现象刚好相反，可笑至极。
可以说，“子贵母死”这种制度沿袭七代，历经百年，但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效果，也根本没有解决女后和外戚干政的问题。更具讽刺的是，北魏还出现了很多女强人，如窦太后、常太后、等。细细数来，这一时期的妇人干政现象，要比建国前还要严重得多。
中国自古有名俗话叫“母以子为贵”，就是说母亲会因为儿子尊贵而自豪光荣。想不到，平常听人所言“只要儿子过得好，我死也值得”还真有出处，听来不觉毛骨悚然。以亲身母亲的死换来政权的稳固、光明的前途，这在龙椅上坐得安稳吗？在我看来，要亲娘去送死，无论是什么原因都是不可以原谅，不能得到解释的，也是十分残酷的。乌鸦尚且反哺，更何况是人呢？
何况，“子贵母死”，杀掉的仅仅是一个阶层的“代言人”而已，除掉一个“毒瘤”，你能解决全身日益腐臭的命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