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礼规定：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就秦汉婚龄来看，实际未遵循此制。汉惠帝六年（前189）下诏，“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纪》）汉初女子初婚年龄，应当在15岁之前。这可能是汉初鼓励婚育的一时举措。东汉初，循吏任延任职九真太守，针对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下令属县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后汉书·循吏传》）。男子二十、女子十五为初婚年龄。这与《家语》记载相吻合，任延推行此制或有所依据。就传世典籍及出土简牍统计数据看，汉代平民及以上阶层的初婚年龄约为：男子在14至20岁之间，女子在13至16岁之间，丈夫一般较妻子长1至3岁。这个数据如果说属于正常婚龄的话，受经济状况、政治因素等影响，婚龄偏高或偏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这个婚龄时段来看，秦汉尤其是汉代，属婚姻史的低婚龄结构。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影响之结果。一则，对广大个体家庭来说，要想扩大再生产，在生产技术或效率相对不变时，投入劳动力是更可行的选择，故有早婚早育；二则，在当时人的认识中，传宗接代观念甚重，人丁兴旺又是家业兴旺之表现，甚至被列入“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之中，这些观念也是推动婚育提前的动力之一；三则，政府重“民数”、奖励生育。汉初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高帝纪》）；元帝时，将纳口钱的年龄由3岁改至7岁；章帝时，甚至下诏优待孕者及其家庭。四则，秦汉时人体生理机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如《黄帝内经》提出女子十四、男子十六为“有子”阶段；这种对人生理发育、成熟的朴素认识，也成为当时早婚风气之理论依据。
秦汉时人的择偶标准很多，或以门第，或以才德，或以容貌，或以卜相。尤其是门第观念，在当时人的择偶意识中，特别是东汉社会，占有的地位。从现存的汉代贵族、官吏和平民的四百多婚姻个案统计可知，不符合等级婚姻的情形在西汉、东汉的比例分别是14％和3％。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以后宫妃后为例，西汉妃后出身微贱者多见，如文帝窦皇后家贫，武帝卫皇后生微，成帝赵皇后舞伎；东汉妃后出身微贱者亦有，但已极罕见。所以，虽有太后反对，成帝仍可立为皇后；桓帝欲立出身微贱的田贵人为皇后，却因臣下反对未果。一介大臣并不比母后更具说服力，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恐是重要原因。
因个人或家庭喜好有别，不以门第而以其他标准择偶，在秦汉社会中也是存在的。譬如，京兆尹隽不疑干练果断，执政大臣霍光看中其才，欲以女妻之；卓文君因司马相如貌美，举止雍容闲雅，不嫌其家徒四壁，甘愿与之私奔；吕公以好相人著称，因面有贵相，不顾妻子的坚决反对，坚持嫁女于刘邦。
择偶中的“重亲”现象，也需注意。所谓“重亲”，即亲上加亲，婚姻之家复结婚姻。此类事例不少，如西汉时，梁荒王刘嘉娶任宝姊妹为妻，任宝娶刘嘉之妹为妻，刘嘉子刘立又娶任宝兄长之女。“重亲”现象的存在，暗示出当时婚嫁双方的辈分并无严格限制。对一般人而言，择偶地域多局限于同乡或同县，因此有以本乡、本县或邻近数县为依托之姻亲圈形成。这对汉代豪强士族有极大的凝聚作用。刘秀起兵时，南阳郡中的蔡阳刘氏家族、湖阳樊氏家族、新野邓氏家族、来氏家族、阴氏家族，是中坚力量；这些家族彼此间响应、支援，相互通婚是重要联系纽带。
婚姻缔结的程序，先秦有六礼之说：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秦汉时婚仪基本承继六礼，由于其过于程式化和繁琐，普通百姓多不拘泥于此制；上层社会及讲究礼仪的士阶层，多践行六礼之制。
以男子为中心是秦汉婚姻家庭的主要形态，但也存在着以女子为中心的另类形态，这对认识两性社会中的女性至为重要。“七科谪”指代对象之一的“赘婿”，是男子因家贫而入赘女方为婿，揭示出秦汉婚姻中不容忽略的另类。一般情况下，男子应立户为户主、被官府授予田宅，但女子为户主的情况也有法律依据。从张家山汉简中的《户律》、《置后律》来看，在涉及爵位继承、立户方面，男性优势地位毋庸置疑，但为女性保留了一定空间。比如，男性死于官事者，其爵位继承的法定顺序是：子男—女—父—母—男同产—女同产—妻—大父—大母—同居数者；在代户方面的法定顺序是：子—父—母—寡—女—孙—耳孙—大父母—同产子。
已婚女性的法律权益与夫等同。《具律》规定：上造（二十等爵第二级）、上造妻以上，如当受肉刑及当为城旦舂者，减轻刑罚，耐为鬼薪白粲；公士（二十等爵第一级）、公士妻等在符合一定条件，如70岁以上，或不满17岁，有罪当受肉刑者，减轻刑罚而受完刑。值得注意的是，父母与妻的丧假问题。《奏谳书》中记载秦或汉初的司法案例一宗，有如下称引，“律曰：诸有县官事，而父母若妻死者，归宁卅日；大父母、同产十五日。”《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二四七号墓］，第227页。意思是说：官吏或服役百姓的父母或妻子去世，给丧假30日；大父母、同产去世，给丧假15日。妻之丧假等同于父母，兄弟姐妹同于大父母，这种对亲属亲疏的界定，与汉儒所言五服服制论，差距之大可想而知，妻地位之高也为后人所不知。
离婚、再嫁是婚姻中不可回避的话题。离婚常由男方提出，由女方提出者亦有，具体原因因人而异。一般说来，男方多挑剔女方的品行，女方多注重男方之能力。与兄同居，其兄供其游学，其嫂口出怨言：“有叔如此，不如无有”，陈平兄因此休妻。男方对女方的挑剔，有时未必合乎情理。姜诗之妻对婆婆“丰顺尤笃”，婆婆爱喝江水，她每日跑六七里汲水，一次因大风而回家迟，就被姜诗责备、遣之回娘家。女方主动提出解除婚姻者，朱买臣妻之休夫最为典型，“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汉书·朱买臣传》）
有离异或寡居女子，也使再嫁成为可能，这在秦汉时较为常见。法律规定，“夫生而自嫁，及取（娶）者，皆黥为城旦舂；夫死而妻自嫁，取（娶）者毋罪”《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27页。。再嫁在当时社会（尤其是东汉中早期之前）并非禁忌，娶离异或寡居者亦不为非，婚嫁也较后代开放许多。寡居之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结为婚姻，娶离异之平阳公主，这在当时并不被视为有失体面。或有多次离异、再嫁者，汉丞相陈平之妻，嫁陈平前曾婚5次；江苏仪征胥浦汉简之“先令券书”，记述女户主朱生前曾3次结婚，生育同母异父的子女6人。更有甚者，汉公主可不讳私夫，天子竟安之若素，不以为怪。武帝姑母馆陶公主寡居，宠幸董偃，武帝呼之为“主人翁”（《汉书·东方朔传》）；武帝之女盖长公主寡居，“近幸河间丁外人”（《汉书·霍光传》），执政大臣或与之相通，宗室王也为之上书乞封。光武帝时，其寡居之姊湖阳公主，公开追求有妇之夫，引出“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后汉书·宋弘传》）之佳话。
生命短暂，死不可免，丧葬之俗，由此而来。丧葬一般含丧礼仪式和入土埋葬两部分，通过仪式结束死者与现世之关系，保证或引导其进入另一个世界。据古礼记载，人之刚亡，都要招魂，其仪式是：“复者”爬至屋顶，北向呼唤死者，呼叫时男子称名、女子称字，魂兮归来，欲求重生。招魂不得，才进行丧礼。
丧礼常按初死、停尸、出殡、服丧等程序展开。确定人死亡后，家人开始发丧，将讣闻通知亲友，并装殓死者。装殓有沐浴、饭含、簪发髻、为死者穿衣等项。沐浴是洗死者头发、遗体，意在“示净反本也”（《白虎通·崩薨》）。沐浴之俗在秦汉各阶层均遵循。游侠原涉的故人丧母，家无所有，原涉嘱其“埽除沭浴”，并为其购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汉书·游侠传》）。饭含是以珠、玉、贝、米之类纳于死者口中。装殓之具体情形，各阶层或有不同。如为死者穿衣一项，多为死者制作新衣，贫者则着平日服装，高级贵族或着玉衣。家中长辈或父母丧故是当时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外出求学、经商、已出嫁女子等都要奔丧、行哀。不奔丧者，或受严厉惩处。元帝时，被举为茂材的陈汤，等待升官，父死而不奔丧，以下狱论处。服役百姓要回家办理丧事，官吏则有所谓“归宁”之说，丧假长短两汉时或有不同，前引30日、15日即为一例。
埋葬前的程序为停尸。其间，邻里、亲朋要赶来吊唁，吊唁者需向丧家送“赙礼”；赙礼多为钱财、实物，以示情感慰问、物质支持。对官吏而言，除吊唁者赙礼外，据其级别高下，朝廷亦赐物有差，“千石至六百石吏死官者，所居县赐棺及官衣；五百石以下至丞、尉死官者，居县赐棺。”《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72页。受赐者如不需实物，官府折合成钱予之；当官府无实物时，亦可直接予钱。此为“法赙”。停尸多久出殡，古礼虽有规定，如天子七日、庶人三日，实际生活中未必遵循。以两汉诸帝（献帝除外）而论，文帝死后七日即葬，时间最短；哀帝死后三月方葬，时间最长；其余或十余日，或历月而葬。一般人停尸时间理应更短些。
出殡是安葬死者。出殡时，用丧车载棺，死者子女身着丧服，执绋在前牵引丧车，至丧所徐徐安放入葬。送葬者为丧家家属及亲友，或有学生、故吏，且以人多为尚。郑玄卒后，“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赴会千余人”（《后汉书·郑玄传》）。、均为丧服之称：用粗糙的麻布制成，穿在身上或披于胸前；是戴在头上或结在腰间的麻带。《仪礼》或《礼记》中的“五服”，即以亲疏决定丧服形制，在秦汉时并未得到广泛施行。服丧或行服是丧葬结束后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程序。汉代，大臣为皇帝服丧36日并非定制。子女为父母服丧的时间，与儒学之影响关系密切。西汉少有为父母服丧3年者；西汉后期以来，服丧3年之风蔓延社会各阶层，“孝”观念表现较突出，以至于有弃官守丧与朝廷“夺服”之较量。服丧期间，除着丧服外，生活宜有节制，不饮酒食肉、不近妇人、不访友，并于墓旁建陋舍而居。这些规定在社会中多被践行，违背者或受谴责、惩罚。
墓葬形制在秦汉时有了根本转变。一般来说，将收纳遗体的棺直接埋入土中为直葬墓，围绕随葬品而构筑的埋葬设施有椁、室之分：将棺密闭封于以木建为主、兼有少数砖石结构的椁内的埋葬属椁墓，以砖、石、木材构筑的室为中心而建造的埋葬设置为室墓。在从传统椁墓向新型室墓的转变过程中，大型墓的地下埋葬设施一改传统的密闭型椁墓，创建了开通型室墓，奠定了以祭祀前堂和后棺室配置为特点的前堂后室室墓，墓葬也由早先单纯的埋葬空间演变为死者的地下居所“阴宅”。从某种情况而言，人们对来世生活的关心或具体化，是推动墓葬形制转变的因素之一。
室墓的顶部空间也在不断增高、扩大，经历过平顶、屋殿顶等变化后，西汉末出现了穹窿顶造型，汉代人天圆地方之观念，也由此得到圆满的体现。从椁墓向室墓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大型墓与中小型墓的变迁虽有不同，但构造形制上表现出的地域差异趋于消失，典型汉墓——室墓分别在各地得以确立，全面推广和普及则要跨入东汉以后了。存续二千余年的椁墓为室墓所取代，是统一的汉文化形成的外在表现。
墓葬形制的变化也引起随葬品的改变。商周椁墓的随葬品，以青铜礼器为重要：商代重酒器组合，周代重食器组合。椁之使用与身份等级对应，随葬品也因之有所差异。，仿铜陶礼器开始流行，所注重者仍为“礼器”。这种以礼器为主要随葬品的习俗，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从战国晚期以来，日常生活用具，不论是铜或陶，成为重要的随葬品；在一般艺术题材上，礼乐活动的内容也趋于减少，具有日常生活意义的题材增加。汉墓出土的随葬品种类较多。从现世生活中常见的实用器物、车马到各种随葬专用的“明器”，如陶或木制人俑、动物俑，陶制仓、灶、井、厕组合，等等。具有随葬品性质的墓葬壁画、画像砖石等，或据理想的现世生活及世界观而绘出，渴望死后能如生前那样安乐的生活；或以神仙灵怪、祥瑞图像等为主，似意在借神仙灵怪之保护与帮助，使死者能升天、生活于极乐世界。这一变化，或如荀子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荀子·礼论》）变化中或亦可显现出观念之变迁：以礼器为主的随葬方式，强调的是死者生前拥有的身份地位；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的随葬方式，似较关心死者在死后世界中的生活。
死后世界是什么状况呢？从简牍“告地策”来看，西汉人称死后世界为“地下”，死者安葬后要向“地下”登报户籍，大概表示人死后归“地下”管理，需要像活着的人那样著籍。地下世界的基本情况，从镇墓文等资料来看，实际是模仿世间生活而建立，官职的分布大致有二千石郡守之职，下至乡里父老、亭长、伍长等。泰山或蒿里被视为冥间归所。《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岱山即泰山。这些观念的存在，有一根本假设：人死后仍以某种形态存在。灵魂或魂魄问题由此显现。在汉代一般人的观念中，魂是人死后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是可以游离于魄的客观实在。在死后世界与生时相似的观念下，人的灵魂若要继续生存于地下，生者为死者做充分的准备，也就有必要了：以生活用具为代表的随葬品，可保障死者享受舒适之生活；埋葬铅人以代替死者本人在冥间服役；解谪文用以解除死者之过失；镇墓文、买地券，表明墓主拥有冢地主权，不受侵扰……
部分解谪文或镇墓文，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生者祈求。除为死者解谪、生者除罪外，东汉一镇墓文中写道，“令后世子子孙孙，士宦位至公侯，富贵将相不绝。”刘昭瑞：《汉魏石刻文字系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16页。一画像石室墓的题记中则写道，“学者高迁宜印绶，治生日进钱万倍。长就幽冥则决绝，闭旷之后不复发”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京都：同朋舍，1994年版，第110页。。生者升官发财，死者长居幽冥，两者兼顾。这种心态其实也反映在其他文献中，如各种葬历、堪舆、时日占卜之书。袁安丧父，访求墓地，受人指点，“葬此地，当世为上公”，“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后汉书·袁安传》）。
当然，不重风水的个案也存在。一般民众对死者及死后世界的想象，有相当部分是因生者福祉发展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理解汉代厚葬之风有益：厚葬不完全出于奢华攀比、孝道思想等影响，也是基于当时人对死后世界的认识，故种种具体化之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坟丘及其他地表建筑也需注意。春秋以前，以中原为主体的历代王室贵族墓葬，尽管地下埋葬设施、随葬品极尽奢华，在墓上始终贯彻不封不树的传统：墓葬与地面齐平，不堆坟丘，也不种树。春秋以降，在地下埋葬设施之上，出现了版筑的坟丘。特别是坟墓分离型坟丘古代坟丘构造大体有三种型式：坟墓一体型，属地域墓葬特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江南一带地区，系平地造墓，在原地表埋葬和全面覆盖过程中形成的自然隆起现象，出现年代较早，至少相当于商代早期；坟墓分离型，即相对于地下埋葬设施而在地上用版筑技术建造坟丘设施；山陵型，出现于西汉早期，借自然山峰寄托墓主人的威严和永恒，但多限定于皇陵及诸侯王墓。，盛行于战国秦汉时代，是古代中国筑造和使用最长、分布地域最广的坟丘形制。坟丘的形制经历了从方坟、覆斗型方坟向圆坟的过渡，东汉后方坟逐渐消失，圆坟在帝国各地域推广、普及。大型坟丘的性质近乎于纪念碑，象征意义突出。与坟丘发展相对应，或早于坟丘出现，是墓上祭祀享堂的建造。东汉以来，坟前修筑神道、立墓阙、立碑石，以及在墓地上建坟丘及祠堂，成一时风气。“上陵”、“上冢”等词汇也频频出现，坟墓祭祀普遍展开，“古礼庙祭，今俗墓祀”（《论衡·四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