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综观晚明官场， 行贿者买官， 收赃者卖官， 已成公开的秘密。 嘉靖朝， 刑部主事项治元行贿一万三千金转任吏部美差， 举人潘鸿业花两千二百金买了个知州做。 正如御史邹应龙所诘问： “司属郡吏赂以千万， 则大而公卿方岳， 又安知纪极！”吏部掌管官吏任命， 当然是受贿最便而得利最厚的肥缺。
吴晗说过： “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 ”《明史》作为二十四史殿尾， 晚明的故事让人想起杜牧的话：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明代算是农民造反坐龙庭的王朝， 但贪贿之风似比其他朝代更为凶猛。 开国之初， 明太祖也下决心惩治过贪腐， 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 不仅一律枭首示众， 并处以剥皮楦草之刑。 府州县衙左侧的土地庙， 就是剥贪官皮的刑场， 也叫皮场庙；官衙的公座两旁各挂一个塞满稻草的贪官人皮袋， 让官员胆战心惊而清廉守法。 如此严刑峻法来反腐惩贪， 也许是中国君主政权反贪污斗争最激烈的时期。 即便如此， 在明太祖治下， 贪贿仍未绝迹， “掌钱谷者盗钱谷， 掌刑名者出入刑名”， 连朱元璋也哀叹： “我欲除贪赃官吏， 奈何朝杀而暮犯！”还是明史专家吴晗说得深刻： “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朱元璋尽管是最有威权的皇帝， 他能够杀人， 却改变不了社会制度。 ”总之， 明代的贪腐， 完全是体制性的不治之症。
吴晗曾统计入《明史·循吏传》的一百二十五人， 从嘉靖帝即位到崇祯帝吊死的一百二十三年中， 仅有五人；其余一百二十人都出在其前的一百五十三年。 这并非说， 嘉靖以前政治清明， 贪贿绝迹。 先看在宣宗、 英宗两朝做了二十一年江南巡抚的周忱， 曾被吴晗赞为“爱民的好官”， 为能干点实事， 他馈赠朝中达官， 资送来往要员， 出手从不吝惜；对手下胥吏中饱私囊， 也眼开眼闭。 他指望以贿买来抵消做事的阻力， 因而“屡招人言”， 已折射出体制性贪腐的磁场引力。
循吏的年代分布， 也从侧面证明： 在专制王朝衰减律的加速度下， 这种体制性贪腐， 在嘉靖以后犹如癌细胞那样急遽扩散， 严重恶化。 明人陈邦彦指出了这一趋势： “嘉（靖）、 隆（庆）以前， 士大夫敦尚名节， 宦游来归， 客或询其囊橐， 必嗤斥之。 ”嘉靖以前， 士大夫官僚未必都“敦尚名节”， 但至少仍知道羞耻， 问及为官进账， 还耻于启齿， 尚未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而嘉靖以降， 风气大变， 士大夫官僚无不“以官爵为性命， 以钻刺为风俗， 以贿赂为交际， 以嘱托为当然”。 整个官场正如陈邦彦所描述： “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 商较有无， 公然形之齿颊。 ”获知吏部任命， 派到肥缺就额手相庆， 发落穷差便形影相吊。 “宦成之日， 或垂囊而返， 则群相姗笑， 以为无能。 ”以贪贿为得意， 笑清廉为无能， 官场是非已完全颠倒， 这才是最可怕的。 即便偶有清廉的官员， 也与贪污大潮格格不入， 往往难有善终。 天启朝吏科给事中魏大中， 有谁上门送礼， 他就举报， 从此没谁敢上他的门， 最终却被阉党魏忠贤逮下诏狱， 毙杀囹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