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虽然， 当时的耗羡征收率是否如孙嘉涂所说只有一成之数， 但可以明确的是耗羡征收率是统一规范应该是可信的。 将“耗羡”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以此打击贪腐， 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山西。
历代， 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兴盛的商业备受朝廷重视。 尤其到了明清， 山西官员已经占据朝中多数席位， 而山西也因此屡现巨贪， 成为反腐焦点。 清雍正帝便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措施。
京师大贾数晋人
明代中后期山西社会经济便已有了极大发展， 商业兴盛。 而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 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山西矿产资源丰富， 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 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 晋南一带地窄人稠， 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 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 当时在北京便有“京师大贾数晋人”的说法， 而在《广志绎》曾有这样的记载“平阳泽潞、 豪商大贾、 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可见晋商之富。
到了清代， 晋商已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商帮， 这一时期， 晋商雄居中华， 饮誉欧亚， 在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 为山西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也为腐败提供了标的物。
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特别是北京成为都城后， 太原便成为京师的门户， 直接关系着京师安危， 政府向山西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以确保山西的稳定， 可在军饷方面却发生了五花八门的腐败现象， 吃空额、 冒滥军功成为军队中的一个常见现象。
“五伦”滋生潜规则
国人素来重伦理关系， 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 这五种关系， 为“五伦”， 《周礼》中， 将朋友与父母、 师长合称为“三行”， 古语道： 教三行： 一曰孝行， 以亲父母；二曰友行， 以尊贤良；三曰顺行， 以事师长。 因此上下级、 同僚之间， 年节之际， 人情往来， 互送礼物， 原是无可非议。
可是后来朋友间的单纯交往， 在权力的影响下， 衍生出种种弊端， 形成送礼的陋习。 以节礼之名， 行贿赂之实， 而且赠送范围不断扩大， 名目日渐繁多， 致使随着金额的持续增长， 这种灰色收入成为官员的一项重要收入。
这种官场陋习可谓是游走在官场中势必遵行的潜规则。 后来连朝廷都默许了官吏的这项收入， 认为“规矩如此”， 于是上级默许， 下属营私舞弊便可想而知。 而且此项弊端由来已久， 想要清除， 非一日之功。 康熙帝曾认真考量过禁革措施的可行性， 但他担心骤然全盘禁革陋规， 施行难度过大， 而且恐会引起旧弊未除， 新患丛生。 所以， 他并不坚持除弊务尽， 在一定限度内允许陋规的收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