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 自西汉、 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 尤其宋代七夕已演绎成全民狂欢节。 但其后逐渐收窄， 成了非常专一的的“情人节”， 直至今日。
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 几乎都与爱情无关。 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载：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 俱以习之。 ”意思是说， 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襟楼上， 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 当时人们纷纷效仿。 这是最早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 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都有类似记载， 显示自南北朝到唐代， 七夕节这天晚上， 女同胞们除了对月穿针引线、 祈求心灵手巧外， 还摆祭品祭祀牛郎、 织女星。 当然， 唐代男人七夕还要“养生”。 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要方》里说： “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 女吞小豆二七枚。 ”
到了宋代， 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丰富多彩了。 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纪录宋代七夕习俗。 除了女同胞们对月穿针、 焚香“乞巧”， 街上还卖应时商品“磨喝乐”（雕塑小佛像）、 “水上浮”（用黄蜡绘或雕刻的鸳鸯、 龟鱼等小动物）、 “花瓜”（把瓜雕成各种花样）等， 也有“喜蛛乞巧”、 “投针验巧”等节目。 宋罗烨、 金盈之辑的《醉翁谈录》中描述七夕节热闹景象， 堪比我国最盛大的节日——春节。 从这些历史文献中不难看出， 古代七夕的主题并非“男欢女爱”。
七夕演变成“中国情人节”， 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 《诗经·小雅·大东》谓： “跂彼织女， 终日七襄……睆彼牵牛， 不以服葙”， 这最早纪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 为七夕成为“中国情人节”埋下伏笔。 特别是梁朝萧统咏出“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的即兴篇后， 咏叹“七夕情人节”的诗人词人便风起云涌。 唐代诗人白居易、 杜甫、 曹松、 杜牧、 李贺、 罗隐、 刘禹锡、 李商隐等都以七夕为题材， 留下了赞美自由恋爱和寄托相思之情的诗篇。 与唐诗对相比， 宋代词人则更多地表达着对自由恋爱的向往。 无论是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还是范成大的“新欢不抵旧愁多， 倒添了新愁归去”， 抑或李清照的“星桥鹊驾， 经年才见， 想离情、 别恨难穷”等， 除了寄托相思之苦外， 也隐含对破坏自由恋爱制度的强烈反抗。 随着这些诗词的广为流传， 牛郎织女的“自由恋爱”便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时空的启示和希望的光芒， 故而， 七夕节“穿针引线， 祈求乞巧”及诸多跟物质有关的习俗也就渐行渐远了， 而渴望自由恋爱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继续得以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