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东富西贵”，此说流传甚广，但究竟何意，争论颇多。
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第一，东和西指老东城区和老西城区，因清末东城区多商家，西城区多王府。第二，西指老宣武区，东指老崇文区，因清制汉官非功不得居内城，故汉吏多住崇文，他们与商人暗中勾结，多成富人，而汉官多住宣武，清室为汉功臣赐第也多在此。第三，指前门大街，它东边多票号、大买卖，故称富，西边多会馆、戏园等，故称贵。
那么，究竟哪个更准确呢?
首先，“东富西贵”说从何而起?一说为明朝，一说为清末，但后者更有道理。因清代城市规划巨变，内城皆为八旗驻地，就算明代有过“东富西贵”，至清也完全被推翻。到清中期时，北京内城几乎没有字号，而典籍中也未见相关记载。
其次，既然清末才有“东富西贵”说，则不可能指前门大街，前门大街明时商业已很发达，当时它东边多是粮店，也谈不上“贵”。前门大街原本宽阔，但游商占路交易，后期甚至修建房屋，使前门大街窄了一半左右，如果是“贵”，岂敢如此操作?此外，东边的大栅栏一带也很富。
第三，老崇文区商贸发达，这是事实，但老北京好几个城门附近都有商业区，清末老地安门一带之繁荣并不亚于前门，内务府几个重要的采买部门都在此办公，官商结合尤其密切，只因后来前门修了火车站，地安门才相对衰落。可见，当时崇文区和宣武区未必“东富西贵”。
由上分析可知，“东富西贵”应指老东城区和老西城区，这在典籍中也可得到印证，最早记录此说的是清末学者震钧，此后崇彝在他的名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也有讨论，他认为“西贵”说无据，并罗列了东城尚存的27所王府与官宅，多于西城的20所。他认为，因西城荒凉，与东城有差距，提西城是为了铺陈“东富”。
而老崇文区和老宣武区为“东富西贵”的记载，出自民国，皆是汉人记载，很可能沿用了清末的传说，附会以当时北京城的状况。当时崇文、宣武迅速发展，已成北京城市重心，传统的东城区、西城区相形见绌，交出“东富西贵”的桂冠，也属正常。
那么，崇彝认为只有“东富”没有“西贵”是否正确呢?这可能是他忽略了什刹海的因素，那是北京城唯一不属于皇家的水源，从明代起，沿岸便是官家宅院首选地，只是它不断干涸，于今已失三分之二，故许多官宅被淹没在胡同中，今什刹海沿岸王府仍非常多，故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沿水而居，必为贵人。“西贵”说应是这种记忆的体现，并非附会。
由国家下令让全国人一齐取姓，这事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可是在日本就确实有过这样的事。明治三年(公元1870年)日本政府作出“凡国民，均可起姓”的决定。可是竟然没有多少人响应，于是，政府不得不在明治八年(1875年)颂布了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规定了“凡国民，必须起姓”。确实是这样，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1875年之前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姓的。可以说，日本人有姓不过只是才一百多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