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大紫”和“红得发紫”都是比喻人生显赫如日中天，那么为什么不用别的颜色来形容，而非要用红色和紫色呢?这跟中国古代对颜色的定义以及官服制度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两种，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5种纯正的颜色，间色是指绀(红青色)、红(浅红色)、缥(淡青色)、紫、流黄(褐黄色)5种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正色和间色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丝毫不得混用，比如孔子曾说“红紫不以为亵服”，不能用红色或者紫色的布做家居时的便服。
作为间色的紫色本来是卑贱之色，《释名·释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 ”但是，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偏偏喜欢紫色。
据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至于当时5匹生绢也买不到一匹紫色布。
齐桓公看到这种现象十分担心，于是管仲劝他不要再穿紫衣，“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然而，齐桓公始创的这个传统却流传了下来，南北朝时期创立了五等官服制度：朱、紫、绯(深红色)、绿、青。以唐代为例，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四品着深绯色，五品着浅绯色，六品着深绿色，七品着浅绿色，八品着深青色，九品着浅青色。
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一个叫傅游艺的官员擅长拍马屁，一年之间自青而绿而朱而紫，时人号为“四时仕宦”。而白居易的著名诗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被贬官后的诗人只有穿“青衫”的资格。
“朱”是正色，“红”是间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用“红”取代了“朱”，由“大红”而“大紫”，比喻官位升迁，“红得发紫”也是同样意思。
原本是善良贤妻的潘金莲在小说中成了通奸杀夫的淫妇，原本是文武双全玉树临风的清廉县令武大郎在小说中成了“三寸钉、枯树皮”。
潘金莲被冤枉成恶妇荡女的形象从何而来?无非是两部小说——《水浒传》和《金瓶梅》，但潘金莲又并非仅仅是小说中的人物，历史上确有此妇!大家若有机会，可以去历史上潘金莲和武大郎所在的河北省清河县实地探访一番。原本是善良贤妻的潘金莲在小说中成了通奸杀夫的淫妇，原本是文武双全玉树临风的清廉县令武大郎在小说中成了“三寸钉、枯树皮”。
这恐怕是演义与真实历史最让人啼笑皆非的对立矛盾了吧!当然，演义与历史有所出入这是经常有的事情，但潘金莲身上的出入就未免大的过分了，《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又是如何将她塑造成淫妇形象的呢?
据河北省清河县县志记载，武大郎姓武名植，曾经在山东阳谷县做县令，他少年时候的盟兄弟王某家败破落，逃难到他那里，希望看在多年情谊的面子上，拉兄弟一把。武县令平时就乐善好施，对这位落于窘迫的兄弟自然招呼倍至了。王某却不知道武大郎已经暗中为其在原籍盖房修屋，久不见武兄弟资助，便愤然离去。这一走不要紧，他却遂生邪念，忘恩负义，村村说唱，乡乡张贴，谣言惑众，极尽对武县令恶意中伤污辱诋毁之能事。加之曾被武大郎治过罪的乡里恶少西门庆的助纣为虐，同流合污，武大郎的清官形象从此被毁于一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