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先问咎犯：“楚军兵多将广，而我军势弱。要破楚军，我们该怎么办呢?”
咎犯回答说：“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仪的盛大从来不会感到满足；而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来就不会感到满足。您只要对楚国实行诈术就可以了。”
晋文公听完咎犯的话后又问雍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雍季说：“把池塘的水放干了来捕鱼，怎么会抓不到鱼呢?但是第二年肯定就没有鱼了。把山林烧光了来打猎，怎能不获得野兽呢?可是第二年也就不会有野兽了。使用欺诈的方法，虽然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但以后就无法再得利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还请国君三思。”
晋文公经过认真地思考，最后还是采纳了咎犯的主张，从而在城濮大战中大胜楚军。
晋文公回国以后论功行赏，特意把雍季排在首位。不少人对此十分不满。
有人大胆地问：“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计策。您采纳了他的计策，而行赏却把他放在雍季的后面，这恐怕不合适吧!”
晋文公听后笑了笑，说：“雍季的话，对百世有利，而咎犯的话，只是顾及一时。哪里有把顾及一时的放在对百世有利的之前的道理呢?”
听了晋文公的解释后，大家都心悦诚服地让雍季得了头赏。
对这件事评论说：“遇到危难而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晋文公虽然不能坚持到底，却足以成就霸业了。”
（《孝行览·义赏》）
依靠诈术办事，即使暂时成功了，最终也会毁坏的；即使胜利了，最终也会失败。春秋时期，普天之下取得胜利的人很多，但最后成就霸业的人只有五个，晋文公 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因而也就赏罚得当。他明白，道义是“百世之利”，而功利只是“一世之务”，只有尊崇道义，才是掌握了“胜之所 成”。因此，行赏的原则应该以道义为上，而以功利为下。以上内容由整理发布()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